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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皓阳:毛泽东的“大民主”思想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不仅仅是中华民族的财富,更是属于全世界人民珍贵遗产。下面这张照片是法国五月风暴期间,大哲学家萨特和他的革命伴侣波伏娃,一起走上街头散发报纸,支持学生和工人运动。可以看到,报纸上清晰地印着毛泽东主席的头像,这也是当时东西方两个最伟大的头脑一次“隔空联动”。

  为什么毛泽东思想在全世界都有这样大的影响力?甚至于能够在那个相对贫困的年代,逆向输出意识形态到发达国家?就是因为毛主义是最“普世”的思想。虽然现在“普世价值”这个词被美国人给玩坏了,但是不可否认确实存在承载着全人类共同美好理想的“普世”理念。西方的“普世”只可以看做“普”得是发达国家、是白人精英阶层。萨特就批判过西方价值观的虚伪,他说我们西方人的理念不是没有用,而是适用范围太小了,具体仅限于——有钱的、白、男人。就是给这个“普世价值”加了三个范围定语,分别是:阶级(有钱)、种族(白人)、性别(男人)。

  而毛泽东思想的普世是属于全世界受压迫、受剥削的人民,是属于全体无产阶级的。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主席首次提出了“大民主”的构想,这是超越于西方的“小民主”。具体表现为:政治上的大民主——发动人民监督与制约官僚权力,甚至在必要的时候“夺权”;经济上的大民主——制定推广“鞍钢宪法”,劳动人民要掌握经济生产过程,干预生产和分配的重大决策;文化上的大民主——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四位一体,每个人都有发声与批判的权力,破除统治阶级的PUA“心魔”。

  毛主席首次提出与详细阐述“大民主”理念,是于1956年11月在八届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他指出:“现在再搞大民主,我赞成。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无产阶级发动的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民族敌人(无非是帝国主义,外国垄断资产阶级)也是阶级敌人。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我刚才讲,一万年以后还有革命,那时搞大民主还是可能的。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P324)

  下面我分别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角度来阐述毛泽东主席的“大民主”思想。

  一、政治“大民主”

  还是在56年的这次讲话中,毛主席继续指出:“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学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样的事情,同志们要看作好事。现在,民主党派、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大民主,他们很害怕:如果搞大民主,民主党派就被消灭了,就不能长期共存了。教授是不是喜欢大民主?也难说,我看他们有所警惕,也怕无产阶级的大民主。你要搞资产阶级大民主,我就提出整风,就是思想改造。把学生们统统发动起来批评你,每个学校设一个关卡,你要过关,通过才算了事。所以,教授还是怕无产阶级大民主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P325)

  这一次讲话名气很大,不过名气大不是因为讲大民主这个理念,而是因为这一段广为人知的话:“早几年,在河南省一个地方要修飞机场,事先不给农民安排好,没有说清道理,就强迫人家搬家。那个庄的农民说,你拿根长棍子去拨树上雀儿的巢,把它搞下来,雀儿也要叫几声。⼞⼞⼞你也有一个巢,我把你的巢搞烂了,你要不要叫几声?……后来,向农民好好说清楚,给他们作了安排,他们的家还是搬了,飞机场还是修了。”不过大家还是要知道,这一次讲话的核心精髓是在讲解“大民主”,这个生动形象的例子虽然广为传播,不过是作为佐证罢了。

  在另一篇文章中,毛主席指出:“要学会这么一种领导艺术,不要什么事情总是捂着。人家一发怪议论,一罢工,一请愿,你就把他一棍子打回去,总觉得这是世界上不应有之事。不应有之事为什么又有了呢?可见得是应有之事。你不许罢工,不许请愿,不许讲坏话,横直是压,压到一个时候就要变拉科西。党内、党外都是这样。各种怪议论,怪事,矛盾,以揭露为好。要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对于闹事,要分几种情况处理。一种是闹得对的,我们应当承认错误,并且改正。一种是闹得不对的,要驳回去。闹得有道理,是应当闹的;闹得无道理,是闹不出什么名堂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P354)

  为什么毛主席有自信说出“闹得有道理,是应当闹的;闹得无道理,是闹不出什么名堂的”这类话,就是因为他老人家总是站在“最高”(正义与人民利益),这就是底气,这就是自信。在另一篇著名的文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主席对这一论点有更详细的阐述:

  “我们是不赞成闹事的,因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而闹事总会要造成一些损失,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但是发生闹事的更重要的因素,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的错误,有一些是要由上级机关负责,不能全怪下面。在我们这样大的国家里,有少数人闹事,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倒是足以帮助我们克服官僚主义。”(《毛泽东选集》第五卷,P396)

  在一九五七年的一次讲话中,毛主席对他的“大民主”思想做了一个总结:

  “我们的民主传统今年是一个很大的发展,以后要把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形式传下去。这种形式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民主。这种民主,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有,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有。在这样的民主基础上,不是削弱集中,而是更加巩固了集中制,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选集》第五卷,P468)

  把官僚主义定性为无产阶级革命对象,是毛泽东主席对于共产主义理论建设的一大突破。曾经无产者的敌人只有资本主义,《共产党宣言》中就表示,资本主义时代阶级斗争的复杂程度简化了,便成为两大对立阵营:无产者和资本家。但毛主席认为,官僚主义同样是阶级斗争的对象。事实也证明这一判断的预见性,因为归根结底,苏联就死在了官僚主义、先锋队贵族化这上面。

  毛主席说得简单明了:“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

  尼泊尔共产党(毛派)领袖普拉昌达是当今一位共产主义理论建设人才,他认为“毛主义”的伟大贡献,就在于从两个维度剖析了官僚主义:一个是革命之前的官僚资本主义;另一个是革命成功之后,革命团体内部会出现的官僚主义现象。

  在革命成功之前:对官僚资本主义性质的分析是毛泽东的一个重大发现。对被压迫民族中的官僚资本主义性质——垄断资本主义联合封建主义掠夺人民的代理人——的分析,一方面揭露了以新殖民主义面目出现的帝国主义的非人性的本质,另一方面也指明了被压迫民族革命的对象:只有通过摧毁官僚资本主义,没收他们的财产,才能把帝国主义从受压迫国家驱逐出去,建立社会主义的基础。

  在革命成功之后:全面分析了屠龙者“官僚主义化”的几大特征,为了避免先锋队的腐化堕落,避免修正主义的反攻倒算,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动人民群众,自下而上的净化先锋队。

  二、经济“大民主”

  西方自由主义也讲“民主”,但是他们渐渐把民主局限于“投票制度”,缺乏对于经济基础上的理论构建。而我们的共产主义民主,不但要讲政治民主,我还讲经济生产中的民主——这也是一个对共产主义理论、甚至对管理学理论影响深远的实践。

  在国外学术界,对于当代管理学的批判和未来管理体系的构建中,当年中国无产阶级的智慧结晶——《鞍钢宪法》,被反复提及。《鞍钢宪法》是我国鞍山钢铁公司于60年代初总结出来的一套企业管理基本经验,其核心思想是:“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管理者和工人在生产实践和技术革命中相结合”。毛泽东主席在批示中指出:要强调要实行民主管理,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即“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制度。

  这是工人阶级自下而上的一次伟大构建,基层工人和技术人员在生产管理首次被理论性地提升到最核心的位置。《鞍钢宪法》被一些西方学者称赞这是工人争取“经济民主”的划时代尝试,并认为在未来的管理学实践中,这种模式是最理想化的参考目标。

  1960年3月22日,毛主席在辽宁省鞍山市委总结的《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上做出重要批示,高度评价和肯定鞍钢的做法和经验,首次正式提出了“鞍钢宪法”这一名词——意味着这一经验是指导经济生产的“宪法”级纲领,我们无产阶级民主不仅仅要政治民主,更要经济民主,劳动者要在生产中掌握话语权、决策权,才能真正的时间生产资料收益为所有人享有。

  三、文化“大民主”

  为什么有人心甘情愿于996?为什么有人歌颂资本家、剥削者?为什么有那么多工贼、乏走狗?

  毛主席早就发现了,即便革命胜利了,也有很多人思想上是“跪着”的,有着大量的旧社会残余。这些问题光靠政治、经济手段是无法解决的,必须要来一场“触及人灵魂深处的革命”。这也是毛泽东思想的一大理论突破:要在经济革命、政治革命之后,来一场文化层面的革命,要从根源上打败反动阶级的意识形态。

  既得利益集团和他们的文化乏走狗们,最擅长的就是PUA劳动人民,比如他们会说“你们不配欣赏高雅艺术”——

  他们会说“你们是酸鸡、群氓,嫉妒我们勤劳致富”——

  群氓、暴民、恶势力、极左……这些指责就是精英阶层的PUA行为,言下之意是你们天生低人一等,你们的行为都是愚蠢的、错误的,而我们则是天生光荣正确的,如果我不是光荣正确,为啥那么多社会资源被我获得了呢?其实这种套路毫无新意,封建时代的士大夫们,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洗脑劳动人民的。

  因此,无产阶级不但要在“肉体上”站起来,更要在“精神上”站起来,这就是文化革命的意义。

  毛主席认为发动人民,自下而上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可以启迪民智,解构官僚主义的权威,防止修正主义复辟——这就是把屠龙术传到每一个人民手中。

  现在的社交网络,就是在某种程度上的“大鸣大放”,虽然批评资本家的言论还会招致疯狂的删帖、投诉甚至起诉,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鼓吹996的荒谬,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维护自己权益的重要性。

  四、制度保证

  我们可以回忆一下最近几年的热点事件:高考冒名顶替、孙小果案、湖南操场埋尸案,都是十几年、几十年前的大问题,然而经过社交网络曝光,在当下解决了。社交网络的发达真的是翻天覆地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看高考被冒名顶替那些人的自述,他就算当时发现自己被冒名顶替了,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就跟林凤和一样,以基层官僚为核心的黑恶势力小团体,有一百种方法搞死你。想想那个因为举报被埋在操场地下十六年的教师吧,这个是后来机缘巧合发现了,还有多少类似的悬案啊。

  然而有了社交网络,一定程度上对冲了地方一手遮天的黑恶势力,虽然我们不能说好多少,但是肯定比以前好。这些基层官僚、奸商和黑社会,最怕的就是曝光,因为他们做的事是见不得光的。我虽然天天吐槽微博,但是社交网络存在的意义,远远超过我们表面能看到的。

  那么在没有社交网络的年代怎么办呢?在五十多年前,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就实践过一个天才的设想,来填补官僚主义固有的缺陷。简单说来就是两句话:让人民监督先锋队,让群众净化官僚。但是,没有相匹配的制度设计,这就是一句空话。毛主席用其天才而卓越的见识,规划出一个“没有互联网的社交网络”,让源自于基层的黑暗无处遁形。

  这个设计简单说来就是在中央成立一个独立于官僚体系之外的小组,小组下设记者站、快报组、XF组、宣传组和长途电话组等(还有理论组和文艺组,不过他们是负责另外的工作了)。而每一个省、每一个市都要建立同样的小组,设立同样的配置,这样一个垂直到基层的信息收集与宣传平台就搭建起来了。

  记者站会深入基层,专门挖掘各地官僚主义反动素材,收集新闻之后直接交给快报组编纂成文章,再由宣传组交由各大媒体发表,用舆论来制衡官僚,震慑官僚,督促官僚改变。有时候各大媒体不愿意发表或来不及发表的,直接下传到下属各小组,一层一层传递到基层,然后基层干部把大字报贴出来。

  这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封建社会的“言事二分体制”,但是封建社会的言官同样属于官僚的一部分,所以意义不大。而伟人的设想是把“言官”的职能交给人民,有知识有经验的技术官僚负责治理国家,而如果技术官僚腐化了,人民就用舆论去制衡他、净化他。这在很大程度上扩展了列宁主义“先锋队-群众”的二元关系,让群众也成为了先锋队的有机组成部分。

  于是伟人亲手设计了一个前互联网时代的社交网络,这是真正的屠龙术,让处在最基层的官僚主义与贪赃枉法都暴露在光明之下。但是呢,所谓屠龙术,威力过大,往往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官僚主义这头压下去了,那边民粹主义又抬头了,矫枉过正、用力过猛,也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同时官僚主义的反扑也永远在暗中蓄力,毕竟一腔热血的年轻人是斗争不过老谋深算的官僚的,最终的结果就是社会持续动荡,左右摇摆。

  所以迷信一点的说法就是真·屠龙术非到万般不得已不能现世,一现世就是血雨腥风,因为破坏了自然界的平衡。但是整个社会就是在不断破坏平衡中发展前进的,有时候重温一下伟人的天才设想也有助于我们解决现实问题。

  文章的结尾,引用美国当代思想家、知名左翼学者理查德·沃林的一段话,让我们从一位外国人的视角再度审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意义:

  “西方的毛主义者例如法国的无产者左翼组织(Gauche Proletarienne)常用的是‘毛主义’,而慎用‘毛泽东思想’。在西方,毛主义一词是最常用的,包含着对毛泽东的思想的尊重。这里的毛主义也包含着民族主义、激进主义、意志主义的内容,也有不与形式主义(即官僚主义)妥协的意思。在西方的政治思潮里面,一定程度上,毛主义是通过对‘文革’的认知形成的;但在学界,毛主义则意味着强调毛泽东的思想的整体性一一革命战争、农民的重要性等。

  这里,我要谈一些我在中国演讲毛主义或毛泽东思想时让我感到惊讶的一些事情。听众并不太了解毛主义在中国以外的地方产生的巨大影响,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在欧洲产生的巨大影响。要了解国际毛主义在60年代的兴起,一定要考虑两个背景因素:一是苏联共产主义体制的僵化和官僚化,这可以通过它在二战后推行的对东欧国家的霸权和侵略政策反映出来,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苏联的老人政治缺乏活力。二是要认识到,毛泽东1966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在一些外国人眼里,是给中国共产主义戴上了一个新的光环,使中国充满了革命活力,这种活力正是苏联共产主义所缺乏的。

  当时,在西方,毛主义不再被看作仅仅是中国特有的现象。相反,在60年代的革命风潮里,革命组织力图把毛主义应用到他们自己的形势中。当时,苏联共产主义转向保守,而毛主义则面向未来,尤其是在那些正在反对本国专制和外国压迫与侵略的争取解放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看来,毛主义代表着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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