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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与工农结合的知识分子典范——刘晓铎


沉痛悼念:天津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刘晓铎同志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定信仰和捍卫者、毛主席的好学生、南开大学副教授刘晓铎(笔名笑多、迎春等)因心脏衰竭于3月15日晚去世,享年91周岁。​刘晓铎,1932年1月28日出生,湖南衡阳人。1955年进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系学习,亲历“四清”运动、“五七干校”学习等,逐步与工农亲密接触,树立了共产主义世界观。离休后,勤于学习和笔耕,出版了针砭时弊的专著《社会主义本质探索》、《沿着毛泽东指引的道路前进》。

  ​刘晓铎的父亲原是湖南衡阳县一个大家族的少爷,在五四时期受革命风潮的影响,后来参加共产党,与夏明翰、郭亮等党的早期领导人很熟悉,担任过国民党衡阳县党部的代理宣传部长。马日事变之后他受到通缉,逃到武昌,最后去了上海,这样就脱了党,在租界里做事。刘晓铎出生在上海闸北,生日正是日本人炮轰闸北的“一·二八事变”那一天。“七七事变”之后,他父亲决心不当亡国奴,带领全家人逃往内地。离开上海时,母亲领着他们兄妹坐火车通过浙赣线,大桥被日本飞机炸断,母亲带着刘晓铎与哥哥、弟弟和姐姐失散。那时他才五、六岁,但是这一段记忆极为深刻。长大后,刘晓铎参加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解放社,进行过护厂斗争。

  解放后,刘晓铎的父亲在湖南省参事室和省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工作。解放初期,他父亲曾去华北革大学习,毕业时在自我鉴定中,用“封建叛逆、革命逃兵”做结论。实际上他父亲长期与党保持联系,而且做了不少工作,却对自己严格要求,给自己做的结论很苛刻。这“逃兵”两个字对刘晓铎的刺激很深,他时刻注意以父亲的经历为鉴,决心坚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与工农群众共命运,不当“逃兵”,更不投降!

  参加“四清”

  刘晓铎1955年进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系学习,入学以前就已工作了5年,是“调干生”。

  毕业分配的时候,他申请去艰苦地区锻炼。1959年分配去了青海,在计委系统的省成套局工作。1962年天津市派人去西北调人,他被调到了天津,分配到市计委综合处。到计委之后,还没有熟悉业务,就赶上城市“五反”和农村“四清”运动,把他抽调出来参加“四清”工作队。

1961年在西宁

  经过3年“四清”,感觉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对干部的判断也很准,逐渐体会到毛主席讲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道理,逐渐理解了“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四清”的实践,让他初步懂得了什么是农民,懂得了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认识到不发动群众,运动根本就搞不起来,生产也搞不好。经过“四清”运动,他再读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有关知识分子改造的文章,就觉得特别亲切。

右起第二人为刘晓铎同志,时任四清工作队队长

  五七干校炼红心

  文革期间,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原市直机关的干部编成五个大队,刘晓铎被任命为第五大队的大队长。按照中央精简干部的精神,正式建立的市革委会只保留200多人,原市委和市人委剩下的人统统下放“五七干校”。市五七干校建在东郊的大片荒地上,当时他立下了一个雄心,要把那一片荒地改成万亩水田。由于原来是荒地,连住房也没有,第一批去干校的干部还要脱坯盖房,工作非常辛苦、非常累。但他认为,这对他们的世界观改造是非常有益的。刚去干校时,刘晓铎和大家一起盖扬水站。后来从外地转来材料,说他是潜伏特务和现行特务,变成了审查对象,不能参加群众活动了。审查一段时间后没问题,就又可以和大家一起劳动了,在干校,他牵马犁过水田,开手扶拖拉机,拉过大车,修过沟渠等。通过锻炼,几年之后,他在干校学会了大部分农活。在干校劳动的这几年,他明白,吃饭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农民成年累月这么干,知识分子比他们又高明在哪里?毛主席经常说,知识分子需要改造,是很正确,通过3年“四清”运动和4年干校生活,刘晓铎对此有很深的体会。虽然“四清”和干校学习这两段经历,他只是随着运动大潮实现了与工农的结合,但是确实让他懂得了知识分子只有与工农相结合,老老实实地为工农服务才是康庄大道。

  在大学从事经济研究

  1972年对他的审查结束,组织上征求他意见,问他愿意去哪里工作,他说去学校搞政治经济学。这样,他被分配到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工作。1973、1974年,当时经济研究所的社会主义经济研究室要确定研究方向,有人提出天津是老工业城市,天津自行车厂是个典型,是不是总结一下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经验?于是与天津自行车厂联系,得到李新民厂长同意,说可以去,但先别忙着写书,让他们这些大学的老师下车间担任兼职,取得经验后再写。

1965年在天津,右为刘晓铎同志

  刘晓铎他们下去时,正好碰上自行车厂大搞技术革新,很多工人都积极参与。有一位老工人没有文化,连圆规都不会用,就用墨水瓶盖子画个圆圈制图,厂里领导也大力支持。书记深入到每个车间去,工人非常受鼓舞。许多工人吃住在工厂里,在不长的时间里,就搞出了140多项革新,把年产量从60万辆提高到100万辆。他在那里当了两三个月的“学徒”,看工人们搞革新。那时人们真是敢想敢干,有一个中专生提出搞“震动镀锌”,厂里很支持,有的老师傅也去配合他,取得了部分成果。

  不到三个月,经济研究所的同事差不多都走光了,只有刘晓铎和另外一个老同事在那里坚持。后来他被派到零件车间当支部副书记。

  在天津自行车厂工作一段时间后,加深了对工人的理解和感情。刘晓铎离开车间时,在召开的欢送会上,有工人就说:“别忘了回娘家。”车间党支部还写了感谢送往经济研究所,表扬并肯定了他做出的成绩。1979年天津市召开市先进教育工作者代表会,他还被选为先进代表出席。

  1976年经济研究所社会主义经济研究室要确定科研课题。这一年毛主席和周总理逝世。周总理生前曾到经济研究所视察,说过“你们要研究人民公社”。所里就成立了一个农业组,让刘晓铎任组长,从此他开始了农业经济研究工作。

  1979年国家农委、农业部组织调查组,去江苏总结集体农业经济发展的经验。刘晓铎听到这个消息后,自己跑去农业部要求参加。征得农业部同意后,他就参加了调查组,开始接触到包产到户的争论。社科院农经室主任也是调查组的成员,是人民大学的同学,说人民公社没有办过一件好事;刘晓铎说人民公社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就这样他们争论了一路。

  开始带队调查的是钱正英,她是国家农委委员、水利部长。到江苏之后,江苏省委书记主持汇报会,然后调查组分头下去。他们下到无锡县的一个公社,蹲点大概十几天时间,刘晓铎看到人民公社体现出了很大的优越性。

  正在这个时候,安徽开始大量宣传包产到户。随后,包产到户之风席卷全国。刘晓铎去山东调查,安丘县石家庄大队搞得很不错,不仅集体经济发展很快,村子规划、社员住房建得也非常漂亮,都是他们自己设计和施工的,很适合农民需要,开辟了一条农村生活建设的道路。尽管解放后村子里增加了很多劳动力,但是不存在“剩余”劳动力的问题。这些都是农民群众自己创造出来的经验,本来是应该好好总结,坚持下去的。但是,在那个标榜“实事求是”的年代,却被强行推广“包产到户”,而且硬说是集体经济的性质“没有改变”。

  刘晓铎在经济研究所工作的时候,一去农村就是一个月。他有一个印象特别深刻:一个生产队先进不先进,关键在于干部有没有公心。虽然事实就摆在那里,但是“实事”是不能随便“求是”的,权力需要理论界的宣传和包装。正是因为与事实相反,理论和言论就格外需要垄断,所以“求是”就没有说真话的余地。那个和他们一起调查的社科院同事,后来还真写了一本书,说人民公社没有干一件好事,尽管他在苏南看到了集体经济的优越性,但也没有改变他的观点。

  由于1982年之后不再容许公开讨论“包产到户”这个话题了。刘晓铎他们写的坚持集体经济道路,反对强行推广“包产到户”的文章,完全发不出来。

  继续奋斗立新功

  1993年从南开大学教学岗位离休后,刘晓铎一方面继续学习、宣传毛泽东思想,另一方面进行批判修正主义和反对西方经济学的斗争。陆续购买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3册,《毛泽东传(1893—1949)》和《毛泽东传(1949—1976)》等书籍,学习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对反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言行进行了斗争。开始是在《天人古今》等杂志上发文章;网站出现以后,又用“笑多”、“迎春”等网名,在毛泽东旗帜网等网站上发文章,捍卫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经济学泛滥,并在我国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学理论,反对西方经济学已经成为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一条重要战线。刘晓铎也开始读一些西方经济学的教科书,包括美国最著名经济学家萨谬尔森的《经济学》第12版,在批判中学习,在学习中批判。2008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结合经济危机的事实,他揭露了西方经济学的资本主义本质,并对在我国重又兴起的雇佣劳动经济制度的复辟进行了揭露和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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