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去年，我即兴写出了《太平天国“天京之乱”和文革“720事件”之间那一座历史的暗桥》。文字贴出后，网友反响之热烈，出乎我的意料，文字虽未能久存于我的博客，其生命力却早已突破了一个私人博客的局限。那篇文字是对“720事件”的单一思考，不少读者读后，一再希望我能写出对林彪“913事件”的反思，我答应过。经过进一步思考，我决定干脆把1966-1976年前后若干重大事件，按时间顺序做一个扼要的“串联”。较早贴出的《毛泽东具有无可置疑的晚年正确性》是一个总论。本篇是《暗桥》前后若干篇文字的第一篇，以“516通知”为时间终点，对于此前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历史上的互动作出必要交代。第二篇将涵盖“516通知”到“720事件”的历史区间。第三篇就是《暗桥》，将对《暗桥》做必要简化。第四篇落在“720事件-913事件”这一时间段，讨论林彪“913事件”的来龙去脉及其历史后果；第五篇从“913事件”写到1976年“4/5事件”，主要讨论周恩来在文革中的微妙作用。按原计划是这样五篇文字，现在计划是这五篇文字之后增加《毛泽东留存邓小平的政治用心》，作为终结篇。这样一来，这个系列总计将至少是七篇文字，主要是以几个核心人物的政治互动为线索，勾勒出一个文革整体历史画卷，帮助某些网友打破思维定势，建立一个关于文革历史的相对全面的认识。其效果如何，将交由读者自己做出评判。
 
 
一
　　毛泽东曾确立过两个接班人：刘少奇和林彪（华国锋另当别论）。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是被毛泽东本人所亲自废除，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则是被毛泽东和林彪这一对患难与共的生死战友共同的党内对手所合谋废除。
对刘少奇的废除，后人对于表面的基本事实没有分歧，争议在于毛泽东出于何种原因废除刘少奇。对于林彪的废除，即便是在基本事实上，后人恐怕也不能达成一致，更不用说被废除的深层的原因。我想，当我提出“是毛泽东和林彪的共同的党内对手所合谋废除”这一论断的时候，可能就有读者说我是故作惊人之语，哗众取宠。林彪的问题，待到讨论“913事件”时详细分解，本文只讨论刘少奇。
许多人关于刘少奇的认识是感性的：他革命有功，自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以来就是毛泽东的坚决支持者；他是毛泽东思想的提出者，还在1945年做的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建国后，他是毛泽东的主要助手，在战后恢复国民经济的过程中居功至伟，“大跃进”之后，他“实事求是”，积极承认“大跃进”的错误，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人相食，是要上书的”。这样优秀的一位毛泽东的接班人，却被毛泽东通过亲自发动的文革，残酷打击迫害致死。
　任何人，一旦不顾历史本来的真实面目，只顾简单罗列似是而非的事实，又不顾各种简单事实是否确实成立，简单事实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逻辑联系，那就不难得到一个印象：毛泽东和历史上所有封建帝王一样，“飞鸟尽，良弓藏”，坐稳了江山，就开始杀功臣。刘少奇是这样被杀的功臣，彭德怀，贺龙，也是这样被杀的功臣。当这一认识成为不可动摇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场诛杀和迫害革命功臣的运动，就是一场民族浩劫的结论，也就不可动摇了。
这样的历史解读，合乎现实需要，却毫无历史合理性。究其实，它是建立在符合总导演的“政治正确性”的两个参照系之上的：第一个是封建家长制体系，第二个是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学体系。在第一个参照体系之下，毛泽东成为封建家长或者封建帝王，和秦始皇无异，完全不符合现代社会的基本要求，只有那些被他迫害打击过的，甚至迫害打击至死的，如刘少奇，才是具有现代意识到的国家管理者。在第二个参照系之下，毛泽东晚年（1956年之后）搞社会主义，是逆世界历史潮流的，是完全错误的，而主张继续搞“新民主主义新阶段论”（其本质是资本主义）的刘少奇才是正确的。
 
毛泽东一生的事业，尤其是晚年的事业，是与社会主义不可须臾分离的。任何人，进入那一段历史，如果不能紧紧抓住“马列毛的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尝试”这个关键线索（这是本来的真实线索），阐释出来的历史就不是真实的历史，阐释出来的毛泽东就是不可信的毛泽东，相应地，那些被用来证明毛泽东错误的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如刘少奇和文革，都必须放在历史的本来视野中重新加以审视。凡是真正心系民族未来命运的人，必须重返历史，虚心向历史请教，以便把那口历史深井的井口修复，把井水表面的浮渣撇去，供后人随时自由地靠上去，取一瓢历史的清泉饮用。
二
　　毛泽东与刘少奇1922年初识于安源煤矿工人运动期间。当时还有一位重量级人物，就是留法归来的李立三。刘本人是留苏归来的。
1927年蒋介石“412大屠杀”之后，刘少奇受命到华北、东北等地从事地下工作，毛泽东则受命领导秋收起义，走了公开的武装斗争的道路。刘1931年第二次赴苏联学习，1932年从满洲省委书记任上调中央苏区，渐渐与毛的交往多起来。1935年瓦窑堡会议之后，刘被派往河北组建中央华北局，成绩突出，还发掘出一大批青年地下党骨干，如彭真、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李雪峰、蒋南翔、刘仁、徐冰、邓拓、胡乔木等。这些名字在1949年后的历史中出现的频率之高，是不需要特别强调的。
 
 
　　刘在1937年被召回延安，在1938年完成《关于白区党组织和群众运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等理论著作。它们被毛推荐为党内教材，要求党员必读。1942年，刘协助毛开展延安整风。根据李捷曾经的同事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页74-75）的说法，延安整风期间，毛把党内各种势力分为三派，一是以王明为首的教条宗派，其中包括博古、王稼祥、张闻天等人；二是以周恩来为首的经验宗派，成员包括朱德、彭德怀、陈毅这样的曾和毛共过事却意见往往相左的人和一批在党内军中与周恩来有很深渊源的的党、军大员；三是毛泽东自己为首的正确路线派，主要成员有刘少奇、任弼时、康生、彭真、高岗、林彪、邓小平。
 
 
　　从后来的历史演进和党内任职情况看，高文谦这一归纳符合历史事实（高文谦偷运党史文献到海外出版，全书是丧心病狂反毛的，我采信这一局部的归纳，不等于采信高文谦全书的立论）。1943年三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改组，王明、博古、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出局，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最高核心三人小组成立，毛泽东成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书记处主席，并被授予“有最后决定之权”。如果说自1942年以来至1949年，毛泽东为首的正确派渐渐完全压倒其他两派，那么1949年至1976年是毛泽东正确派自身的分化瓦解阶段，以前的两派，尤其是周恩来的经验宗派，反扑获得完全的成功（详见本系列论周恩来部分）。
 
 
　　1943年，刘第一次提出毛泽东思想（也有资料显示，刘只是借用了其他人更早提出的这一概念），随后进一步提出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政治工作的指针。在1945年7大上，刘少奇作修改党章的报告，将毛泽东思想正式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1945年任弼时主持起草《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该决议经过全党广泛讨论、反复推敲、认真修改，在批判王明、博古、李立三、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等错误路线的同时，特别肯定了两条正确路线，一条是苏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武装斗争路线，一条是白区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地下斗争路线。这也显示，自延安整风之后，毛泽东和刘少奇搭档在全党的决定性地位被确立。此时，刘在党内的位置紧随毛，依次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刘跃升太快，坐飞机到这个位置，曾引起许多元老级人物对毛刘二人的不满。毛不得不出面化解党内对刘的信任危机。
 
 
　　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为防万一，离开前正式宣布刘代行党政军领导责任。这意味着毛如有不测，刘将自动成为全党全军最高领导人。1946年，胡宗南20万大军扑向延安，毛让刘、朱德率中央机关干部过黄河，进入更安全的河北冀中根据地，自己则和周恩来、彭德怀和任弼时留守十分危险的陕北，以少量兵力与胡宗南周旋。毛泽东这一安排用心十分良苦：如果自己有不测，那么能够对刘少奇的权力构成威胁的周恩来和彭德怀也不能身存，革命事业将由刘少奇在忠厚老实的朱德辅佐下继续向前。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批评的真正目标不是毛泽东，而是刘少奇，从而遭到刘少奇等人的围剿；1962年7千人大会期间，刘少奇说“谁都可以平反，但彭德怀不能平反”；文革中，刘少奇专案组组长周恩来对于刘少奇的“遭遇”“冷眼旁观”……。如果将所有这些事件联系起来看，就不难看到1942年延安整风的后果和随后毛泽东精心培养刘少奇接班，对于刘少奇来说是福祸并存。进而，还能发现，在刘彭周身上都存在一种封建思想的残余：彼此心胸不开阔却又能一时间“相忍为党”，“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毛泽东在陕北转战了一年略多时间后，于1947年带周彭任和中央陕北机关到河北西柏坡与刘朱会合。此后，解放军势如破竹、摧枯拉朽、风卷残云，击败国民党，历史进入1949年。
 
 
三
　　毛泽东和刘少奇在战争年代的合作很好，没有重大分歧。原因是几方面的。
 
 
　　第一，刘在完全进入延安中央机关之前，主要是在白区领导地下斗争，二人没有产生重大分歧的位置条件。毛和刘自安源一别，再相聚已经是1932年，共产党已经走过了1920年代这个“多事之秋”，其间，毛泽东与党内其他许多人发生分歧，但刘少奇基本是在白区领导地下工作，没有卷入中央所在地的许多是非之中，与毛无从发生分歧。刘1932年到中央之后，对中央实际人脉关系和许多具体情况没有熟悉，不会对中央的事过多说三道四，也就不会与包括毛在内的任何派别产生直接冲突。不久之后，刘又于1935再去白区，回来是1937年，这时毛泽东已经用无可争辩的实际成就，战胜了其他教条主义者，得到了党内大多数人的拥护，刘也看清了毛的正确性，必须接受现实，并适时加入毛泽东的正确派阵营。
 
 
　　第二，社会主义革命分两步进行，第一阶段是实现最低纲领，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目标是取得政权，取得政权是要以许多志士的头颅为代价的，因此这个目标是可以用尺子拉出明确界限的，是刚性的，谁是谁非，谁正确，谁错误，可以用战争中的胜负来做直接的衡量。自井冈山的斗争以来，许多历史事件已经证明毛泽东比他的任何战友都更正确，以至于曾联合其他人罢免了毛泽东权力的陈毅，吃过苦头之后，不得不反复央求毛泽东出来领导军队，挽救革命。有毛泽东的军事指导存在，刘不可能再有超越毛泽东的更好的军事理论。因此，刘在内心对毛泽东的武装斗争的一套理论和实践应该是心服口服的。
 
 
　　第三，正因为1949年前全党的目标就是赢得战争，取得政权，毛刘都还没有机会展示各自的治国理念，有理念也都不成熟，更没有机会全面实践。此外，刘即使在1937年之后成为了中央核心成员，直到1949年，从来没有以一号人物的角色实质领导全党的事业，因此，即使治国理念与毛泽东不同，也无法显示出来，更无从与毛的产生分歧。
 
 
　　在1949年后，情况发生变化。首先是二人之间的地理位置的距离没有了。毛住丰泽园，刘住福禄居，二人一墙之隔。毛刘常可以在饭后散步相遇，找一块石头一起坐下，畅谈一番。毛泽东说的“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就是这个情形的产物。其次，政权既然已经取得，各自的治国理念就要在具体的实践中体现出来。毛泽东心中装着的是革命的最高纲领，即实现社会主义，而刘少奇心中装着的还是他自己1946年修正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得到的《新民主主义新阶段论》。其要点是，在执政后要发展生产力和繁荣经济，确立社会的经济基础，等有了经济基础后再改变生产关系，进行和平的社会主义革命。显然，这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五形态说”的正统理论：即先搞资本主义，等到物质极大丰富后才搞社会主义。刘在马克思的经典理论和列宁主义之间，取马克思的经典舍列宁主义，而毛泽东一如既往，并不死抱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认同列宁的暴力革命后经过一段时间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在这样的理论指导分歧之下，毛泽东让刘少奇全面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目的是继续帮助刘少奇确立和巩固他在党内接班人的身份和地位。刘既然处在了独自为政的位置，自己的治国理念也就自然而然在工作中具体体现出来。这就为他们两人之间产生重大分歧提供了可能。
 
 
四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977年版）第80页是这样一篇文字（文字不多，故全文抄录）：
 
 
　　题目：对刘少奇、杨尚昆破坏纪律擅自以中央名义发出文件的批评
　　日期：一九五三年五月十九日
　　内容：
 
 
　　一，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该四字加了着重号-右而左注）。请注意。
　　二，（一），请负责检查自去年八月一日（八一以前的有过检查）至今年五月五日用中央和军委名义发出的电报和文件，是否有及有多少未经我看过的（我出巡及患病请假时间内者不算在内），以其结果告我；（二）过去数次中央会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
 
 
　　编者加的注释是：这是毛泽东同志对刘少奇、杨尚昆的两次书面批评。
 
 
　　这份历史文献所涉及的到底是那些具体内容，现在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刘少奇等人擅自以中央名义发出文件的违反和破坏党的最高层日常工作纪律的确凿事实。今天，许多人已经习惯了对刘少奇表达同情，说他作为国家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可是，谁曾注意过刘少奇自己早在1953年的时候，居然如此违反党的纪律？“党纪国法”在当时的特定体制下，谁重谁轻，谁该服从谁？恐怕不言而喻。一个提出“做党的顺服工具”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自己居然视同党纪为儿戏，又怎么能让人相信他尊重国家法律？他在文革中被批斗，到底是该拿法律保护自己，还是该反省自己忘掉过党纪？更忘掉了党的最高纲领？今天人们在同情刘少奇的文革遭遇的时候，是否真的是以党纪国法为准绳？心中是否记着当时的历史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曾经遭遇过刘少奇粗暴打断发言，邓小平以毛泽东身体不适为由拒绝毛参加中央会议的事情，毛泽东不得不找来党章和宪法为自己维权，这为什么不能被看作毛泽东尊重法律，敬畏党纪的证明？也即是其他人目无党纪国法的证明？
 
 
　　这份文献还透露出另外的意思：刘少奇等人违反党纪很可能是习以为常的。毛泽东发现后不但体现了原则性，也体现了通情达理：他把自己出巡和生病请假期间，刘少奇等以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视同正常文件。
 
 
　　毛泽东在刘少奇问题上的原则性和通情达理，还有多样的表现。建国初，刘少奇省亲到天津，大谈资本家剥削有功，毛泽东是宽容的；在电影《清宫秘史》的评价上，毛泽东对刘少奇也是包涵的。因为那时是《共同纲领》时期，党的各项政策必须与《共同纲领》的要求相一致。1953年高岗事件上，毛泽东毫不犹豫压制高岗，保护和突出刘少奇，进一步巩固刘少奇的党内地位。嗣后不久开展社会主义改造，消灭农村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经济，刘是具体执行人，辅助他执行的是农业部长邓子恢。实际上，刘一直想对这个合作化煞车，邓子恢还主持砍掉了20多万个农业合作社。这导致了毛泽东的不满，毛说邓子恢是“小脚女人”，是“右倾”。毛的不满显然也针对刘少奇，却为了保护这个党内二号人物，没有直接批评刘。
 
 
　　现在，许多人都读到过70年代初毛泽东接受埃德加斯诺采访时，说自己是在1962年的时候就对刘少奇产生不满，在1964年的“四清运动”中有决定废除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毛泽东的这一自白是坦诚的，尊重历史事实的，但是为什么1962年就心存不满，却又拖后了四年才最终实施废除呢？答案在“大跃进”及其善后处理和嗣后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之中。毛泽东对于刘少奇经历了“希望，失望，再希望，再失望，直至彻底死心”的心理历程之后，才决定拿下刘少奇，此期间，毛泽东心里的底色始终是社会主义红色，刘少奇则是与这个社会主义的红色基本不沾边。
 
 
　　先看看“大跃进”诱发的几件事情。
 
 
　　“大跃进”运动，是全党的战略决策，运动中出现严重反科学的浮夸风，表现为少数主要责任人头脑缺乏冷静，违反自然规律、夸大实践中的实际成就的严重的主观主义。它是当时“五风”中危害最大的一种(“五风”是指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对生产瞎指挥风）。
 
 
　　浮夸风导致中央后续的工农业决策，是在一个完全失去可靠性的数据体系上进行，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这些后果与紧随其后的三年自然灾害导致的困难，形成叠加和共振，在局部地区造成了饿死人事件。刘少奇蹲点的河南，问题最为严重，当时的河南省委书记、刘邓的亲信吴芝圃是浮夸风的代表人物之一。
 
 
　　从任何角度观察，浮夸风都没有任何历史进步意义，且遗风犹存。1992年重开且延续至今的浮夸风，与1958年的浮夸风具有明显的继承关系，是不言而喻的。
 
 
　　为错误的“浮夸风”负主要责任的应该是刘少奇为首的“经济内阁”，而不应该是主持制定了“大跃进”战略决策的毛泽东。伟大的战略毁灭于糟糕的战术，大跃进是一个典型案例。
 
 
　　现在，后人甚至可以根据1978年后继承下来的刘少奇路线，做出这样的假设：刘少奇当时是故意纵容并推波助澜“浮夸风”，使“大跃进”极端化，并遭遇失败，迫使毛泽东退回到1956年之前，恢复农村自然经济和城市私有经济为主的状态。这可以从1958年刘少奇的各种言论中得到证明，并可以从1962年前后刘少奇明里暗里支持“三自一包”得到进一步佐证。最高层首先发现浮夸风的，不是一线的刘少奇，而是二线的毛泽东。这也不能不让人产生必要的联想。再者，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尤其是农村合作化运动，刘少奇就是抵制的，但是，因为毛泽东的亲自介入，刘少奇的抵制无效，合作化顺利完成了。对此，刘少奇该当何想？要知道，他1949年之后就是主张剥削有功的，就是要搞他的《新民主主义新阶段》的。
 
 
　　为了保护刘和其他许多直接责任者，毛泽东把“大跃进”的主要责任担了下来，并决定开庐山会议“反左”，教育广大党的干部。一向敢于投机，但每次投机总是失败的彭德怀，出来搅局，把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完全打乱了。彭依仗自己的战功，试图借“大跃进”中的失误掀翻责任人刘少奇，却没有想到毛泽东在这个事件上，决没有拿下刘少奇的意思。何况，“万言书”得罪了太多的人，如果完全接纳彭德怀的意见，就将等于把所有参与“大跃进”的干部都要扫进历史里。这显然不是毛泽东和全党当时需要的结果。所以，拿定了毛泽东的态度之后，刘少奇为首的大批人，就对彭不依不饶，合击围剿他，给他安一个“军事俱乐部”的罪名，非要毛泽东解决这个俱乐部的问题才下山。
 
 
　　毛泽东没有参加刘少奇主持的多数人与彭的争论，据资料显示这个争论之激烈，噪音居然影响到了在会场之外的毛泽东的休息。可以说毛泽东最后是在刘等人的“逼宫”之下，做了一回打鬼的钟馗。毛泽东事后曾说在庐山会议上自己做了严重违心的事，指的就是为了维护党内团结，明知道彭德怀没有重大错误，还是按照刘为首的多数人的意志，把彭和其三个主要支持者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打成“反党集团”。
 
 
　　毛彭几十年一起出生入死，毛不忍把彭彻底打倒。“三十一年了啊，就这么散了？”此言既出，毛义重如山，日月可鉴。“狂着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人总是要有一条出路，不要逼得人家没有出路。”这些都表明毛无奈地在两股力量之间搞调和，他既不想让接班人丢了山头，也不打算和一位老战友分道扬镳，更不愿意将他置于死地，前有1953年高岗的悲剧为殷鉴啊！“庐山会议避免了一个大马鞍形，避免了一次党内分裂”。但是，刘少奇借毛泽东维护他的接班人地位，裹挟毛泽东认可对彭德怀那样的残酷斗争，这或许让毛泽东对刘少奇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1959-1961三年困难时期度过。1962年，在7000人大会上，在毛泽东的要求下，刘少奇向7000人大会作了一个口头报告，把1959年-1961的经济困难，定性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不过，在正式报告中刘采纳了为中央集体所认可的评价，并认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7000人大会后，毛泽东立即离开北京去了外地，刘即在中南海西楼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推翻中央集体认可的报告，擅自提出7000人大会对形势估计不足，实际情况应该是一团漆黑。
 
 
　　毛泽东知道这个说法后，没有立即做出反应。
 
 
　　基于一团漆黑的评估和尽快恢复经济的良好愿望，刘的经济内阁相应主张搞包产到户，重走个体经营的回头路，并认为包产到户，4年就可以恢复，不包产到户，则至少需要8年才能恢复。这个意见是由陈云正式上呈给毛的。毛根据自己外出调查获得的情况，对经济形势的估计是，困难很大，但不是一团漆黑，总有些光明；对包产到户的回头路做法，则坚决的反对，并认为坚持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集体道路，恢复经济再有两年时间就差不多了。
 
 
　　这一次，毛泽东将走集体路线还是走个体路线的最后决策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并再次采取了旁敲他人（陈云、邓子恢、田家英，上次是旁敲邓子恢），侧击刘的办法，来表达他对刘的意见。当然，在私下的场合批评刘是不可避免的。例如，在游泳池里，毛泽东批评刘少奇：“你慌什么，怎么不顶住？我死了你怎么办？”
 
 
　　刘知道了毛的态度后，转弯很快，立即表态放弃包产到户，坚持集体道路。这样一来，二人的分歧虽然有过渡为公开冲突的趋势，但还是没有发展为公开冲突。可以看出，直到此时此刻，毛泽东对刘的治国理念虽然不满意，但为了党内团结，为了维护刘的威信始终刻意回避在公开的场合对刘的直接批评。
 
 
　　可以推测，毛认为既然三大改造已经实际完成，个体经济的生米煮成了集体经济的熟饭，那么刘即使坚持马克思的正统的“五步论”，要先发展资本主义，也没有可能了，唯一的选择就是面对既成的事实，克服困难，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
 
 
　　“三自一包”是及时雨，可以爽快一阵，但不解决根本问题。这为1978年以后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所证明。要解决中国农村的根本问题，就必须走组织起来道路，任何其他捷径都是新瓶装旧酒。西方国家人口比较少，工业化完成后，农业从业人口更加少，农业高度机械化，可以用商业组织的方式，解决农业生产的组织问题。中国不同，农业人口密集，农业人口的工业转换不可能像西方那样完成，而且中国是较多的农业就业人口，占据较少的土地资源，如果把农田分割为豆腐块，一人一亩三分田地，农民就将永远就成为这块田地的奴隶，并出现毛泽东预言过的两极分化，有钱的讨小老婆，无钱的生产也难以为继，高利贷者盘剥，干部腐化堕落的等情形（这一切现在都成为了现实，免农业税实际是为了维持难以为继的农业生产，稳定农村，缓解城市压力的引鸩止渴之法，远不是工业反哺农业那么简单的事）。显然，毛比刘看得更远、更深、更透彻，信念也比刘更坚定。
 
 
　　事实证明毛泽东是对的。继续走集体主义道路，恢复经济没有用刘少奇的“经济内阁”预计的8年时间，实际上只用了不到三年时间，到1964年，国民经济就全面恢复。毛泽东一贯相信人民，这一回他是又相信对了。中国其实有最好的老百姓，只要党的原则把握的好、党的决策正确，老百姓就会密切配合，显示出无穷力量。这次国民经济的快速恢复就是一个证明。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这次毛泽东没有像在大跃进中那样，先当甩手掌柜，后去收拾摊子并承担责任。这种情况下，刘即使不赞成毛的恢复经济的社会主义路线，也没有办法我行我素。这一点非常重要，首先是防止了浮夸风的错误再犯，其次是毛对刘的治国理念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些认识被后来的“四清运动”进一步具体化，并最终导致二人分歧在党内公开化。
 
 
五
　　再来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三大改造虽然短时间内顺利完成，但是“大跃进”出现“五风”作乱，在嗣后恢复国民经济中，出现“三自一包”思潮。这些在毛泽东头脑里已经清晰勾勒出一幅轮廓：社会主义的基础远没有牢固，党的干部社会主义意识淡薄，党的高层动摇不定。于是，为了普及社会主义的认识，夯实社会主义基础，统一党内认识，解决高层的摇摆，毛泽东决定发起一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最早也叫“四清运动”。
 
 
　　在运动中，刘少奇把基层干部和群众的问题看得比较悲观，认为“四不清”干部太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要解决干部“四不清”问题。毛泽东则认为，清是要清，多是不多。并明确反对搞得太多，觉得没有那么多地主、富农、国民党、反革命、和平演变分子，要是划出百分之十几、二十，全国7亿人，20% 就是一亿四。那就要发生一个左的潮流。毛泽东还说，王光美的那个大队我数来数去，贪污超过千元的只有4个人，没有第五个嘛（见《毛泽东传1949-1976》）。更为严重的分歧，表现在如何确定运动的方向。毛泽东心目中的“四清”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而刘少奇的“四清”是清理基层“四不清”干部的运动。
 
 
　　没有了一个良好的健康的为党所信赖为党鞠躬尽瘁的基层党员干部队伍，没有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的信赖和支持，共产党取得政权的革命是不能完成的。这一点毛泽东一直有清醒的认识，所以在战争年代，毛泽东创造性的将支部建立在连队上。取得政权后，基层党组织和人民群众，依然是毛泽东最依赖的两股力量，没有这两股力量，共产党改造中国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的理想就将付诸流水。所以，人民公社化之后，基层党组织建立在公社（大队设支部，小队设小组），充分依靠基层党组织，全面发动群众参加到党的社会主义事业中来。刘清理“四不清”干部恰恰就是在这个基层组织上进行，要清除大部分基层党组织的干部，这与毛泽东的一贯原则立场发生严重的对立。
 
 
　　到此为止发生的系列事件已经表明，如果把国家交给刘，首先是工人农民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其次是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力量，要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也就是说，共产党员必须依赖的两股力量，都要与共产党离心离德（这在今天已经完全发生了）所以，毛在这个时候，就完全不再相信刘少奇会沿社会主义道路往前走，刘非离开最高位置不可。
 
 
　　后来毛泽东在接受斯诺的采访时说，想搞掉刘少奇的想法是在“四清运动”中，是在“23条”之后产生的。毛泽东是坦率的，没有说假话。
 
 
　　在“四清运动”中，两人的分歧公开化了，这种分歧代表的不是两个人，而是两条道路。于是，毛泽东不再与刘在一事一物上争来争去，而是开始着手谋求问题的总解决。总解决的办法，在毛泽东青年时代就产生了，它便是文化的、哲学的总解决，建立一种全新的社会伦理。这个思考在战争年代被迫中断，建国后重新回到毛泽东的视野：既然在这十几年的社会主义探索中，出现了许多的问题，局部的小手术看来又不能解决问题，不如把自己多年的思考结合现实中的具体问题，来一次总解决。文化大革命的战略思考就这样诞生了。
 
 
　　社会主义探索的诸多具体问题突出表现在党的高层队伍中，高层队伍问题解决了，即解决了整个队伍问题，所谓纲举目张，因为，路线一旦确定，干部就是决定因素。这样，“四清运动”不了了之，文化大革命随即爆发。序幕是1965年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正式的发动是1966年的“516通知”，由刘少奇本人亲自主持制定。
 
 
　　文化大革命的目标是多样的，从短期具体目标看，在组织上是指向在自“大跃进”开始逐渐暴露出来的党内中高层的严重的官僚主义，在路线上则是指向明里暗里的资本主义。毛泽东显然不能接受要共产党的基层干部对一系列的失误负责这样荒唐的事，而是要求党的高层承担责任，因此要求具体目标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历史的看，这个群体的确是一小撮，但它有非凡的繁殖能力，因为资本主义道路适合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恶劣的一面，可以满足少数权力和利益人士的一切个人欲望。
 
 
　　刘少奇清楚知道自己和毛的分歧实质所在，也参与了文化大革命一系列的指导文件的讨论和核准，要说他对于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主导思想不清楚，是他“老革命遇到新问题”，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合理的解释是，如同前几次一样，他不想与毛正面爆发冲突，而是你说你的，我干我的，成功了，功劳是我的，失败了，错误是你的。这在大跃进失误中表现的再突出不过了。
 
 
　　刘必须对文革初期的学生和群众的武斗负责，因为那是他误导运动的结果。刘有意误导运动不是一次了，在大跃进中是把大跃进误导成浮夸风，在“四清”运动中，是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误导为“四清四不清”，这一次则是把“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误导为“地富反坏右”和青年学生。
 
 
　　刘是精明的，但也惨败在这个精明之中。在“大跃进”中的初犯，毛泽东独自承担了责任；在“四清运动”中，毛泽东则一直监督着，并随时修正（前10条-后10条-23条为标志），没有给刘犯严重错误的机会；这一次在运动初期毛泽东离开北京，让刘主导运动，我想，毛泽东还是对刘以观后效的。结果，刘把矛头指向运动目标以外的目标。这样毛泽东就不得不兑现“四清”运动时产生的让刘走人的想法。毛实际上给了刘最后的证明机会，这机会被刘的精明浪费了。如果刘没有对运动本身作有意的方向性扭曲，毛泽东还会在其他位置留用他的。8届11中全会，刘排在第八就是一个好注脚。
 
 
六
　　前文提到，早在1946年刘修正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提出过《新民主主义新阶段论》，旨在执政后发展生产力和繁荣经济，确立社会的经济基础，等有了经济基础后，再改变生产关系，进行和平的社会主义革命。显然，这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五形态说”的正统理论：即先搞资本主义，等到物质极大丰富后才搞社会主义。刘在马克思经典理论和列宁主义之间，取马克思经典舍列宁主义，而毛泽东一如既往，并不死抱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在事实上认同了列宁的暴力革命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简而言之，刘少奇和毛泽东在建国后的分歧，体现在正统的“五步论”马克思主义和被压缩了资本主义阶段的列宁主义之间。毛泽东在1956年在和越共总书记长征和印尼共产党总书记艾地谈话中指出，列宁主义诞生之后，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结论已经不正确了，不能教条的死抱马克思的“五步论”(见《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刘少奇按照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主张先发展资本主义，这早在1949年到王光美的老家天津接见天津工商界资本家时，就有充分的展示。刘说，现阶段鼓励资本家剥削，鼓励大家赚钱，因为只有允许剥削才能照常开工，工人才会有工做，不致失业饿肚子，我们城市才会秩序安定。从这个意义上讲，剥削非但无罪，而且有功。-这就是文革中批判“剥削有功论”的最早的事实来源。刘的这些言论，充分显示，“到底是工人养活了资本家，还是资本家养活了工人”这个马克思主义早已回答清楚的基本问题，他都没有搞清楚。今天，朝野无数的资本主义追随者，其实都是刘少奇的信徒，以为是资本家养活了工人。然而，事实是，工人养活了资本家，自己却因为制度的不合理，落得只能艰难度日。
 
 
　　无论是西方过去的历史还是中国今天的现实，都证明这个刘少奇的理论是不成立的。如果物质极大丰富，就必然可以搞社会主义革命，那么现代西方已经达到相对的物质极大丰富，为什么遏制社会主义依然是西方的主要目标？可见物质极大丰富只是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向社会主义过渡必然要有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介入，这其实也就证明了列宁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探索的科学性，排除了在中国走一段资本主义道路的必要性。毛泽东显然比刘少奇更准确领会了马列主义的本质原理。
 
 
　　“只要剥削才能保证工厂开工，工人有钱赚，城市有秩序”。这显然离实际和历史事实相差太远了。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的大危机的秩序，难道不是剥削出来的？由此引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难道不是剥削出来的“秩序”？刘的剥削有功论在理论上太肤浅，也不符合实际，还排除了另一种可能的途径，就是列宁、毛泽东实践过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事实上，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更能保障充分就业，并在消除剥削的同时，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这正是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在1970年代中期，即毛泽东去世前夕，已经实现的社会状态。
 
 
　　即使根据马克思的正统理论，资本主义也是在无产阶级革命中被消灭。中国已经完成了一次暴力革命，为什么样非要再度制造出资本家来剥削无产阶级，再来一次暴力革命？既然理论上都不能证明，资本主义不经过暴力革命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那么毛泽东的探索显然比刘少奇的探索成本低，社会综合效益好。这已经被1976年为分水岭的两个时代从正反两个方面互证。
 
 
　　毛搞社会主义过渡被今天的许多人批评，认为毛过早放弃了《共同纲领》，过早废除了他自己提出的“两阶段论”。实际上这个说法是假设刘的理论为正确为基础而提出的批评，完全没有考虑过毛的改造实际成功的一面和刘少奇的理论并不正确这个事实。这个问题，展开就离题太远，我扼要说明一点：合作化具有变小农为大农，根除几千年的小农经济的经济革命的意义，同时更深刻的意义还在于，它也是一场文化革命，改造了几千年来中国人老死不相往来，各自为政的自我中心主义的脆弱文化，使大众在合作社里培养起一家有难八方支援的集体友爱风尚。这些都是当时实际发生的深刻社会变革，对于今天习惯了当前社会世态的年轻网友来说，这些如同说天书。
 
 
　　理论对立，分歧就不可避免，爆发只是时间问题。两人的决裂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之中，而不是更早，不过是毛泽东谋求中国问题总解决这个总战役中的一个局部战役而已，凡是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就是要打倒刘少奇的说法，是完全不值得一驳的，开篇指出的许多人之中存在的那些关于刘少奇的感性认识也需要理性化，才能经得住历史本身的拷问。
 
 
 
右而左：五洲震荡风雷激（上-上） 1966-1976（4）
　　说明：我必须再次告诉读者，这个系列只是我反思文革整体内容的一小部分，是专门为那些已经有一些文革史料知识、对文革已经有一些个人见解，却在深入思考的时候对很多重大问题不能释怀的读者所写，“主要是以几个核心人物的政治互动为线索，勾勒出一个文革整体历史画卷”，所建立的是一个扼要的阐释系统。因此，1）内容不会涵盖每个人都可能自以为是重点或者关键历史节点的某些内容，希望某些阅读者，不要说我“以偏概全”（“全”的东西不能都展示在这个系列中）；2）资料的运用是简介式的，以便不占用过大篇幅，削弱文字的韵律和节拍，希望那些想对相关史料有更多了解的人自己去寻找相关史料做展开阅读。此外，材料来源都是严肃出版物，对于早年流传在香港后来进入内地的【京夫子】的伪历史和后来更有名气的出卖良知和良心的【李志绥】的回忆录，以及最近几年吸取他们的教训以严肃学术面貌出现的【张戎】的“学术著作”一类作品和许许多多街头摊贩文学作品、摊贩历史解密，都统统予以拒绝（万一提到将是以反面材料形式）。
 
 
一
　　我对于文革历史的疑点是从有关记载把“四人帮”和林彪集团相提并论为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两个“反革命集团”开始的，时间大约是1983年后。那时，我已经大学毕业，单独阅读文革历史，不再受大学老师的诱导，发现有关记载在作出以上结论的时候，展示的材料隐隐约约表明，林彪对江青并不友好，林彪反对毛泽东的证据并不充分，材料和结论之间存在明显的不相容性。随后几年我对林彪事件做了必要的材料收集、整理和分析，明显地发现林彪勾结江青集团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指控不可靠。与此同时，《决议》又全面否定文革，文革成了浩劫，那么，说江青和林彪反对和破坏文革，就等于说是他们反对浩劫，是拨乱反正。这样明显的政治说教之间的矛盾如何处置？由此我对于文革历史开始了全面的研究，更多疑点的发现和对这些疑点作出合理解释的冲动和决心，把我引导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历史时空。我清晰地意识到，对于文革历史乃至毛泽东整个时代的反思，从根本上讲，虽然也还需要资料的补正，但最紧迫的是建立一个能动的历史唯物主义阐释系统。这个系统必须要尊重历史本身、遵守基本的思维逻辑、依据唯物历史观的基本方法，对严肃出版物中为某些反毛叛毛反社会主义叛社会主义的尊者讳，而故意遗漏某些材料、故意掐头去尾某些背景、故意转移相关事件核心目标，从而故意隐瞒历史真相的“历史解释”进行辨析和整理，通过分析比对不同出版物的材料差异和材料与结论不相吻合甚至根本对立，指出当前主流关于文革的许多关键结论并不可靠。
 
 
　　现在，在我的视野里，抛开文革其他丰富内容不谈，单单关注人事互动，明显存在完全不同的两条线索：
 
 
　　第一条线索是明的，就是一般读者现在能够读到的：毛泽东为了个人权力无端地错误地发动文革打倒刘少奇，江青和林彪两个反革命集团助纣为虐，伙同毛泽东制造了这场浩劫，使许多革命有功的老干部、许多无辜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遭受打击迫害，甚至失去生命。革命老干部、正义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与江青、林彪两个反革命集团做了坚决的斗争，老干部是抵制文革错误的核心力量，因为他们的抵制，才使文革浩劫造成的损失最小，我国在文革期间依然取得了很多的经济和科学成就。——在这一线索中，江青、林彪早期获得的“破坏文革”的标签被摘除，被确定为文革浩劫制造者毛泽东的帮凶。
 
 
　　第二条线索从一定意义上说是暗的，是坚持第一条线索解释历史的人坚决不承认而一般读者不容易读出的，大体是：鉴于建国17年来的社会主义探索的历史教训，毛泽东认定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之所以不稳定，主要原因还在于党的领导干部中很多人搞社会主义的意志不坚定，一有风吹草动，就想走回头路搞资本主义，甚至党内存在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已经占领了各级国家政权的各个关键位置，必须来一次触及全面问题和每个人灵魂深处的大行动，才能解决上层建筑里存在的根本问题，建立起与公有制经济相配套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为此就发动了文革。但是文革被党内各种政治力量利用了，这些政治力量在不同的时期或团结一致或针锋相对，各自操纵一些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甚至人民军队，对毛泽东的战略部署进行干扰和破坏。干扰和破坏势力在1966年的“516通知”到1966年底这个时间段，主要是刘少奇为代表的当权派，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之后，主要是不愿让出权力位置给工农干部接班人的革命功臣当权派，即老干部集团（较早被打散的刘邓残存势力加入其中）。江青最准确领会了毛泽东的意图，自始至终是文革的最坚决支持者。林彪较为复杂，一方面作为毛泽东最信赖的战友和学生，文革开始时是最坚决站在毛泽东一边，另一方面随着文革的深入，当老干部和毛泽东的冲突发生后，他作为战功赫赫的元帅，对于一些老干部尤其是军内一些老干部又表现出惺惺相惜，对毛泽东的文革思想开始有所保留，此时他既要支持毛泽东，又在很多时候暗自对一些老干部尽力伸出援助之手，对另一些实施打压，并坚决抵制执行毛泽东文革战略思想最坚决的江青团队。他以“新接班人”的身份游走在各种党内力量之间，结果成为各种力量合力攻击的牺牲品。“913事件”之后，老干部被毛泽东解放后“王者归来”，却并没有按毛泽东希望的支持他倚重的江青集团（此时“四人帮”已形成），一同巩固文革成果，而是与他们展开你死我活的搏杀。毛泽东发动文革本来是想铲除党内资本主义意识，至此他却发现，在党内高层包括他后来授予实际掌握国家生死大权的老干部之中，社会主义意识的缺乏和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抵制，比他原来估计的远为严重，自己曾经的战友多数不过是“打江山就要坐江山”的传统军人和士大夫，很少有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为了国家稳定和人民安全计，就不得不向老干部作出最后的让步，放弃交班王洪文的想法。
 
 
　　“你我之辈，忍将夙愿，付与东流？”是毛泽东1975年写给周恩来的。很多历史的答案其实就在这一首“诉衷情”词里。老干部集团实际上是干扰和破坏毛泽东文革战略的最关键的、最持久的、最后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力量，而老干部背后的支持者一直是周恩来，按照毛泽东自己的说法，周恩来是组织上站在自己这一边（我理解为传统的“忠君”），路线上是站在老干部一边（将在讨论周恩来的章节里系统讨论）。周恩来是老干部的后盾，（似乎）也是邓小平的坚决支持者，因此在按照邓和老干部意思写出的文革历史中，他是最后的正确者和最完美的文革偶像。这反映出的是一种成王败寇的简单的、线性的、封建的历史观，在这样的历史观下，1949年的毛泽东对于蒋介石和自己内部战友都是最后的赢家，所以毛泽东是民族英雄，1949年后（蒋介石在区区小岛）毛泽东因为文革成为党内最后的输家，所以毛泽东就是法西斯主义者，是制造浩劫的人。
 
 
　　老干部集团和刘少奇自延安整风开始就矛盾很多，他们的矛盾在文革初期，通过老干部参与打倒刘少奇得以了结。邓被毛泽东做了区别于刘的对待，又被毛留下来整合各种力量。这样一来就看到，现在见到的文革历史，是邓和老干部共同意志的产物。根据邓的意志，刘是一定要平反的，否则他无法启动自己需要的改革；实现自己多年以来走资的理想，如果单单只是由老干部来写文革历史，刘少奇未必能平反，至少不会那么快平反。所以，现在的文革史，是邓和老干部共同意志的混合物，也是他们政治妥协的产物。在这样的妥协产物中，老干部在文革初期倒刘中的关键作用一笔勾销了，留给初级文革阅读者一个巨大的历史黑洞。
 
 
　　以上明的线索，人人皆知，几句话就够了，暗的线索即使多用了一些笔墨，也不见得人人都能明了。现在最正统的说法，也承认文革中有干扰者和破坏者，谁是干扰者和破坏者？怎么干扰和破坏的？没有交代。但显然可以推知。既然江青、林彪都已经“鉴别”出来是文革的积极支持者，是打击迫害刘邓和革命老干部的妖孽，那么干扰和破坏者还能是谁呢？发言者的位置坐标不一样（就是立场不一样），结论是不一样的。
 
 
二
　　以上的长篇交代决非无关紧要，读者有了第二条线索在心里，阅读和理解本系列就容易很多了。
 
 
　　系列2对毛泽东和刘少奇文革前的互动作出了必要交代，并指出了两人的关键性分歧表现在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社教二十三条”讨论中（系列3对相关历史背景有补充的说明）。“二十三条之争”在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关系演变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这对于最初级的阅读者来说，都不难理解。这一事件在不同的出版物里侧重是不一样的。例如，1998年陈明显的《晚年毛泽东》用了将近八页的篇幅进行讨论，却对毛泽东拿出《宪法》和《党章》为自己维权是避而不谈，2011年的《党史》，只有不到两页半的篇幅，对两人的分歧轻描淡写，更没有提毛泽东拿出《宪法》和《党章》的事；2003年的《毛泽东传1949-1976》用了19页的篇幅表述了很多细节，谈到了毛泽东用《宪法》和《党章》维权的举动，但是，对两人的争吵写的温文尔雅，不像是什么大事，又专门提到刘少奇事后做了自我批评，给毛泽东道了歉，并在结尾的时候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共中央规定，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四清’运动实际上不了了之”。
 
 
　　这些表述很难让人认可毛泽东在这次争吵之后，萌生“废黜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想法具有足够理由和正当性，若不是毛泽东自己在1970年12月会见斯诺的时候，说自己“废黜接班人”想法是这个时候产生的，一般读者会觉得这不过是一件很平常的事，甚至还会感到毛泽东个人的“面子问题”主导了他的“废黜接班人”抉择，刘少奇是知错就改的开明君子，毛泽东小题大做、刚愎自用、唯我独尊、好面子而不顾国家生死存亡（类似的历史解读，还有更早的梁漱溟和毛泽东的争论，好事者后来还一再强调梁漱溟晚年后悔当时不该不给毛泽东这个一国之主“面子”，以至于毛泽东丢了“面子”才大发脾气批判梁漱溟——这都是在掩盖历史的真相）。毛泽东一贯坚持的大是大非的“主义问题”变成了毛泽东个人的“面子问题”。这大概就是所谓春秋笔法吧。
 
 
　　事实上，“二十三条之争”是此前几年在多个重大事件上两人分歧的集中爆发，与毛泽东的“面子问题”毫无关系，是完完全全的主义之争（参见本系列2&3）。毛泽东认为，自社教运动以来，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所代表的搞法，是用大兵团作战的方式，打击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搞得基层干部和群众人人自危，是根本错误的，不能再那样搞了。这等于是说，毛泽东认为刘少奇的兵团化的工作组，简直就是资产阶级专政，扭转了社教运动方向，改变了社教运动的性质。可是，刘少奇对于毛泽东的批评不予接纳，还粗暴打断毛泽东发言（导致毛泽东第二天拿出《宪法》和《党章》维权），反复强调“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或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他这样做，第一，是用“四不清”和“矛盾交叉”做借口为自己扭转“社教运动”方向的原则性错误做辩护；第二，是用“玩政治太极”的手法，间接拒绝继续进行毛泽东坚决要继续进行的“社教运动”。这类手法，瞒骗一般党内干部，包括某些高级干部，可能成功，要想瞒过毛泽东，只能是适得其反，更加强化毛泽东此前就产生的对他和他所代表的路线的不满。由此，毛泽东最后认定：刘是死心塌地不搞社会主义，要搞成社会主义恐怕需要更换接班人”（后来“社教运动”直接纳入文革之中不单列，也足以支持“文革是一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非是要打倒刘少奇”的说法）。
 
 
　　刘少奇抵制“二十三条”核心精神无效，“二十三条”下发后，全国农村基层干部人人自危的局面一扫而去，基层干部和群众积极性大大调动起来，农村形势很快改观。这是有关史家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因而不得不记录在案。它们说明毛泽东是对的，刘少奇是错的。后来1966年8月5日，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大字报说“联想到1964年的‘形左而实右’”，指的就是在“社教运动”中，刘少奇把大批农村基层干部和群众当作“地富反坏”打倒，形式上好像是坚持社会主义，是左，实际上是制造基层干部群众冤案，制造基层干部和群众对党的不满，是挖社会主义墙角，是右。它的典型代表就是王光美的“桃园经验”（2011《党史》论及“四清”历史时，关涉桃园经验的文字仅有一句【党中央转发《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即桃园经验”）】，绝对是正面意义上的，还把王光美的名字隐去了）。
 
 
三
　　在“二十三条之争”后，毛泽东就开始酝酿“废黜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方案。对相关历史事件系统梳理后不难发现，在最初形势不明朗的时候，毛泽东采取的是“文攻武卫（虚实结合）”的策略。这样的策略很容易被不同立场的人表述为“阴谋诡计”。
 
 
　　先说“文攻”
 
 
　　攻击第一目标选择了吴晗及其1961年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炮弹是由姚文元发表在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上批判吴晗的文章，姚文元把吴晗《海瑞罢官》中“退田”和“平冤狱”与1962年的“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做了联系。由此开始，毛泽东和刘少奇麾下第一大将镇守北京的彭真大起冲突。彭操纵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抵制姚文元批判吴晗《海瑞罢官》的文章在北京各报转载（含中央级报纸），毛泽东无奈，让上海出小册子，彭真又授意北京新华书店不订阅，后来是周恩来出面（注意这一细节：周恩来的关键作用），彭真才同意《北京日报》予以转载并由他彭真本人亲自加按语限制其政治影响力，《人民日报》则是由周恩来自己加按语，上海的小册子北京新华书店同意订阅但不发行（严家其《文革十年史》。这就是后来流传很广的毛泽东说的“北京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在舆论控制领域的表现，现在绝对代表官方观点或者为官方宣传的书籍，对此实际情形是不记载的，有的则是单把毛泽东的这句话拿出来说事，给人感觉是毛泽东捕风捉影，无中生有，为了打倒彭真进而打倒刘少奇就武断指控彭真。
 
 
　　其实彭真代刘少奇出马抵制毛泽东的战略，早在1965年9月就十分明显了。当时政治局常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计划工作、财贸工作、党建和分析国内外形势等。会上彭真谈了党建问题，与毛泽东的党建思想大不一致。彭谈话具体内容读不到全文，但从《毛泽东传1949-1976》（页1396）中的片段和毛泽东的插话分析，不难看出，彭认为党里高层没有修正主义，基层党领导也没有官僚主义，毛泽东作出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判断根本不成立。这个判断和毛泽东的判断是完全相反的，如果说当时谁也无法辨别谁对谁错，那么几十年后我国社会发生的经济制度和政权性质的质的变化，已经做出了最后的裁决。严家其《文革十年史》里有个记载说，会上毛泽东提出“必须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还点了吴晗的名，彭真站出来反对毛泽东，毛就当面问彭真“吴晗可不可以批判？”彭真答：“吴晗有些问题可以批判”。这一问一答结合党建问题彭毛的看法分歧，不难看出，彭真在玩弄辞藻，在他眼里和心里，毛泽东完完全全是“二线”领导了，毛的话可以不听。王任重记录的毛泽东对彭真讲话的插话中有这样的话：
 
 
　　【我快要去见马克思了，怎么交代？你给我留个修正主义尾巴，我不干？】（《毛传》页1396）
 
 
　　有以上背景在，姚文元批吴晗文章遭遇彭真的坚决抵制就不难理解了。姚文11月10日在上海发表后，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告诉彭真（第一书记）：“吴晗很紧张，因为他知道这次批判有来头”，彭真说：“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只问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同月22日，彭真还亲自对毛泽东讲：“我们经过调查，没有发现吴晗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联系”。玩弄政治手段到如此明目张胆的程度实在难见。毛泽东要批判的是吴晗作品流露出的思想倾向，不是批判或者指控吴晗和彭德怀的什么组织联系，彭真完全是公然偷换概念，转移矛头所指。还有他的 “只问真理，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既然“只问真理”，还要“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那又为什么对于姚文元一篇直指刘少奇当年支持的、现在依然支持的党内资本主义思潮的文章那么敏感，那么害怕讨论，要动用组织手段加以阻拦不让转载和争论呢？公开记载的彭的话是如此冠冕堂皇，没有披露的彭的话又如何呢？这在他不久（二月）搞出的《汇报提纲》（简称，以前简称《二月提纲》）中就原形毕露了，《汇报提纲》里没有一点“只问真理，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只有棍子挥向左派，帽子扣给左派（参见“516通知”对《汇报提纲》的反驳）。
 
 
　　“《汇报提纲》的产生和发出，进一步加深了毛泽东对彭真以及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领导人刘少奇的不满”（《毛泽东传1949-1976》页1403）。随后约两个多月，毛泽东就在谋求让中央撤销《汇报提纲》，直到4月初中央书记处才同意【拟】（注意是“拟”，我加括弧突出一下）以中央名义起草通知撤销《汇报提纲》，并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而后不久（5月4号-26号）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离京未参加)，最终撤销《汇报提纲》，同时撤销彭真控制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彭真本人（和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受到批判。这次会议还重新设立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的文化革命小组，并通过了事前毛泽东审改定稿的“516通知”。这个通知的形成，不但标志毛泽东旷日持久的“文攻”取得关键性战果，也标志着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展起来。
 
 
　　再说武卫
 
 
　　文革前毛泽东到底是否大权旁落？现在众多的出版物（包括不少正式出版物）和坊间流传的说法，一方面直接或者暗示说，毛泽东自1959年以后，就大权旁落给一线的刘少奇了，为了夺回权力，他就发动文革；另一方面又直接或者暗示说，毛泽东自1957年以后就掌握着绝对权力，开始个人专断，结果搞出国家一场浩劫。第一种说法的立论依据是，1959年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罢了彭德怀的官，不得人心，自知没趣，就“让贤”刘少奇，结果刘少奇在党内坐大，他自己大权旁落。后一种说法的立论依据是1957毛泽东“反右”，打击知识分子，此后又用绝对权力在党内发动多次运动，直到最后在文革中搞个人崇拜，绝对权力登峰造极。不难看出，第一种说法依据的是封建制家长的参照系，说毛泽东杀功臣，结果多行不义而自毙，第二种说法则是依据赤裸裸的资本主义经济参照系，说毛泽东搞社会主义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参见系列2）。两种关于毛泽东权力是否旁落的对立观点到底为什么同时存在于同一出版物，同一作者头脑中，也被现在许多人同时接受？我感到的是可笑之至。
 
 
　　对于刘少奇权力的夸大其词，即使严肃出版物，如陈明显的《晚年毛泽东》也存在，陈明显就强调刘少奇经过多年的党内经营，已经权力坐大，毛泽东担心没有办法通过正常的组织手段解除刘少奇的权力，就周游外地深谋远虑，还回了湖南，到“滴水洞”居住几天，最后决定自下而上发动群众运动，火烧中央，打倒刘少奇。野史如【京夫子】的记载，就更煞有介事，说毛泽东在湖南请算命先生算了命，算命先生说，刘是卯金刀（刘字繁体的构成），要拿掉他的权力就只能出怪招，“飞沙走石”，把卯金刀的杀力化于无形。于是，毛泽东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是纯粹的瞎扯淡，但信者很多。关于刘少奇是否达到某种“绝对权力”，党史权威之一李捷根据史料做了澄清：说毛泽东大权旁落，是站不住的脚的（见系列1）。我赞成这个说法。
 
 
　　既然如此，毛泽东是不是就根本不把刘少奇的权力放在眼里呢？显然不是，他一贯是战术上重视对手，战略上藐视对手，对于刘少奇可能采取极端措施应对是有防范预案的。这至少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得到印证。
 
 
　　第一，1965年开始抉择到1966年5月正式发动文革，毛泽东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北京，而是游动于杭州、上海、湖北和湖南等地方，1966年7月18日，即文革发动后两个月，回到北京还是不住中南海，先住玉泉山，住一段时间后，觉得太不方便，就挪到中央文革所在地钓鱼台（这样的细节，官办出版物是不会特别指出的，作为深度反思者，就不能不注意到它们彼此的关联和它们与表面事情的关联，并把它们集中起来做一个点线面的构想）。他这样做是有充分理由的，杨尚昆早年就和刘少奇一道多次违反中央纪律（见系列2），还有“窃听器事件”在案。虽然姚文元发表批判吴晗《海瑞罢官》文章同一天，杨尚昆被免职，汪东兴接替杨任中办主任，但毛泽东还是有理由怀疑自己中南海住所不安全，无秘可保——现在说所谓“窃听器”不过是个录音机，安放也是毛泽东同意的，中央批准的，没有违反组织原则；坊间更有无耻之徒，说什么专列上如何如何，毛泽东自作自受，丢了面子，就出尔反尔说人家杨中办不该放置录音机。哈哈，真是好分解。
 
 
　　第二，在形成“516通知”的会议上（当时毛泽东在外地），林彪大谈“政变经”，现在一般记载都说是林彪搞阴谋诡计装神弄鬼，可实际上决非事出无因。官版资料显示，此前林彪是到杭州和毛泽东面议过的，林彪该是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发表的讲话（至于给江青的“黑话信”，毛泽东说自己并不赞成朋友的讲话，与此并没有矛盾，留以后谈“913事件”再谈）。而且，根据其他多个材料证实（例如朱永嘉的回忆），会议前夕，北京某军以拉练名义调离北京，林彪直接控制的某部队进驻相关位置（很早就有一份据称是南斯拉夫记者所写的历史见证材料在网上流传，说“23条争论”之后，刘少奇就在谋求中央全会罢免毛泽东权力，并做了相关非常性应急预案，遭到林彪所部的阻挡。这份材料现在还在网上流传，因为不见于正式记载。我不采信。不过，其中也提到后来北京部队换防，则和严肃记载构成互相印证，与林彪会上讲话形成暗合。故此处提到此材料，读者采信与否，自己决定）。我想，毛泽东通过交给收集到的历代宫廷政变材料（参见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朱永嘉口述回忆《晚年毛泽东重读古文内幕》）暗示林彪（应该不是直接授意）在会议上谈政变经，是虚实结合。实的一面是，毛泽东自己在杭州一带，爱将许世友在南京军区，林彪在北京（有材料说，毛泽东叫林彪最好也不要留在北京。如果此为实，那只能解释为毛泽东在测试林彪的忠诚度，林彪过了测试关，毅然留在北京，出席在发出“516文革号令”的关键会议上，监控着会上每个人的举动），这样一摆开，三点一线，首尾相接京内京外联动，任何人都不敢轻举妄动。虚的一面是，让林彪的讲话告诉刘少奇，我是做过一切准备的，按原定计划对彭真等人做出组织处理后，心甘情愿也好，心不甘情不愿也好，如期发出“516文革通知”，不要有任何其他的轻举妄动。此所谓“伐其谋”。如此“兵临城下”，刘少奇就不得不就范，在主持扩大会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之后，一杆子把他们全部拿下（去职）（这次会议得以进行并完成议程，周恩来也起了关键性作用，见此系列以后相关论述）。当初毛泽东为了保刘少奇这个接班人，不得不在1953年拿下高岗又在1959年拿下彭德怀，现在轮到毛泽东迫使刘少奇拿下自己的爱将了。经过此一“武卫”，毛泽东就非常清楚刘少奇在党内的权力是被其“信徒们”喳喳呼呼大大的夸大了，刘在党内实际上没有真正可以抗衡他本人的实力（后来军头为主的老干部集团出来对抗毛林的时候，就完全是另一番情景了。此处按下不表）。
 
 
四
　　毛泽东为什么要选择一个四年前演出过的剧目作为“文攻”发起点？有关历史记载无非是说“欲加之罪”，读者自己随便参考那家的说法都可以，反正基本都大同小异，是站在道德的喜马拉雅山上，搞道德攻击，永远正确，却毫无意义。我在系列3里说，文革是一个连续的历史事件链上的终极链，那么吴晗及其《海瑞罢官》是怎样焊接在这个终极链上的呢？
 
 
　　吴晗辩称他1961年的《海瑞罢官》中写“退田”、“平冤狱”与1962年的“单干风”和“翻案风”不沾边，理由是，他的历史剧是1961年写成的，而“单干风”和“翻案风”是1962年刮起的。这个理由是否成立呢？不能成立。相关历史材料对1961年全国不少地区农民自发分田单干现象都有记载，我选取最权威的2011《党史》记载为例，《党史》说：【安徽在“大跃进”运动中是一个五风盛行的省份，后果异常严重，为了生产自救，少数人搞起了……责任田，实际上是包产到户的形式……到1961年底，安徽全省实行责任田的生产队占总数91%。实际上，这时除安徽以外，甘肃、浙江、四川、广西、福建、贵州、广东、湖南、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也都实行了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也都是赞成和支持包产到户】（页611-613）。这一年毛泽东发起了“大兴调查之风”，刘少奇“响应号召”于1961年4月1号到他的湖南老家蹲点调查了44天（《党史》很肉麻吹捧刘的这次调查，至于刘在大跃进之中干过什么，我特别注意到却几乎没有任何记载，仅在不多几次中央会议上出现过他的名字），刘少奇调查的结果是什么呢？“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而且在他看来这与他自己无关，进而就是1962年7千人大会之后的“西楼会议”的“一片漆黑论”，否定毛泽东的“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论”和他自己7千人会议上的定调，随后就是“单干风”伴随“翻案风”。吴晗何许人，北京副市长、市委书记邓拓的杂文搭档（《燕山夜话》主笔之一），老板是彭真，彭真是刘少奇的京畿第一大员。吴晗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和这样一种人事关系链上，写《海瑞罢官》，赞“退田”，赞“平冤狱”，与“单干风”和“翻案风”有无必然联系，七岁儿童也会给出正确答案：迎合刘少奇当时的路线需要，为刘推出“包产到户”先行制造政治舆论。
 
 
　　1962年当“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三风刮起来的时候，毛泽东就指名批判过历史小说《刘志丹》是“利用写小说进行反党活动的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那个时候，毛泽东还是认定刘少奇为社会主义接班人的，《刘志丹》和他的作者李建彤被毛泽东点名，吴晗却是安然无恙。可时过境迁，“23条之争”后，毛泽东已经有意和刘少奇政治上划清界限了，还批评有“两个独立王国”（指刘邓把持的中央书记处和李富春主管的国家计委），还决定要全面发动文革，解决上层建筑的问题，那么，吴晗和他的《海瑞罢官》成为靶子再自然不过了。这样做，从政治上讲，好处还在于，可以给他们两人都留有回旋和缓冲余地。彭真的北京“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吴晗是彭真的副手，拿吴晗和他的《海瑞罢官》开刀，可测试刘少奇和彭真的政治应对，事情发展若朝积极的一面去的话，他可以与刘继续合作，重修旧好，共同建设社会主义，若朝消极的一面去的话，他可以视具体情况随时调整对刘少奇该当采取的最后策略。刘彭实际应对上面“文攻”已经谈过了，彭真超级敏感，冲锋陷阵，猛冲猛打在前，结果被第一个拿下，北京市委也在“516通知”实施后被改组。
 
 
　　拿吴晗和他的《海瑞罢官》开刀也切合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文化主题需要。知识分子在很大程度上担当着文化传承物质载体的功能，因此，从他们自己的精神世界可以折射出文化的各种色彩，动天下之心，从正面需要看，要用知识分子的笔，从反面需要看，要拿知识分子做教材，把他们所承载的文化，通过具体的事情展示出来，供民众观瞻，对照检讨与改进自己。鉴于知识分子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突出贡献，毛泽东其实是特别器重他们的（参见本博关于知识分子的文字和本系列3）.可是1957年知识分子的表现实在太让毛泽东和他的团队失望了，1957年后，毛泽东越加器重科技知识分子，却对鼓舌摇笔的社科和文艺知识分子特别警惕，不让他们翘尾巴。上面说了，1962年，他们对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推波助澜，毛泽东敲打他们写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在1963年，毛泽东就批判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是“外国死人部”（这也是对当时文化界最好的描绘，看看今天现实吧，毛泽东当时批判过打压下去的现象是不是几十年后完全复现出来了？）1964年对他们的敲打从文艺扩大到哲学、经济学、历史学多方面，哲学界的杨献珍“合二而一论”、经济学界孙冶方的“企业利润论”，翦伯赞的“历史主义”和“让步政策论”都遭到批判，到这个1965年，毛泽东“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吴晗即使没有上面的人事关系牵扯的政治派别原因，成为“文化革命”的靶子也合情合理。
 
 
　　再者，拿吴晗开刀也切合“坚持社会主义”这一现实题材需要。实际上，自1957年以来到1965年，知识分子其实一直都没有真心诚意接受社会主义，总是在做着各种各样的资本主义梦，并作相应的反抗。《海瑞罢官》的诞生可以说是1959年以来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对抗的一种结果，还直接事关毛泽东和刘少奇他们两个人的合作与分歧，通过重提《海瑞罢官》就能提纲挈领把1959年至1965年的全部社会主义探索历史，其实也就是毛泽东和刘少奇从精诚合作到逐渐发生分歧的过程和分歧的本质，再现出来，供党内外一切人作出政治选择，达到教育全党和全社会的目的。毛泽东曾直接问彭真：“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彭真没有直接回答（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毛泽东传1949-1976》）。现在，因为把毛泽东晚年和他的文革全盘否定了，后来的读者当然会觉得姚文元和毛泽东都是诬蔑陷害，和搞社会主义无关，这是自然的。但是，以上论述已经确凿无疑表明，吴晗和他的《海瑞罢官》，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在社会主义还是中国的奋斗目标的时候，所牵涉到的问题确凿无疑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问题。历史是历史，不能站在现在正确的政治立场去否定当时正确的政治立场。
 
 
　　此外，吴晗还有一个重大的象征意义，象征着刘少奇和他的官僚主义团队与知识分子正在形成政治同盟。这方面的证据实在太多，以上1962年的“三风”就是这个同盟合作的开始，还害死了一个秀才田家英。
 
 
　　2011《党史》页713有这样一段记载：
 
 
　　【（1962年九月）在八届十中全会结束前，刘少奇特意提出，鉴于庐山会议后全党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妨碍了在实际工作中纠‘左’的教训，这次全会批判彭（德怀）、习（仲勋）、邓（子诙）的情况，只传达到党的中上层干部，不向下传达。全会接受了这一意见】
 
 
　　在710也更有这样一段记载：
 
 
　　【（1962年）9月29日，毛泽东在阅读中宣部《宣教动态》增刊第六十三期时看到，国家机关党委曾确定几个人为右派甄别对象。他在这份材料上批示：“右派分子本人不要求甄别，而上级硬要‘试点’，以便取得经验，加以推广。事情出在六、七月，其性质可谓猖狂之极”。此时八届十中全会已经结束。但这件事情，还是会议开始前的一些情况联系起来了，从而加重了对形势的判断。】
 
 
　　这是两段很容易被忽略的记载，事件顺序和记载页号顺序倒过来了，用来解释的事情表面上没有关联，但是稍微结合前后历史一思考，就不难看出，此时的刘少奇不但想走资本主义道路，而且开始政治利用“庐山会议”，拉拢知识界和高层支持彭德怀的力量，积累个人政治资源。
 
 
　　阅读1962-1965这个时期的材料，还可轻松找到许多材料，从中看到，毛泽东在“二线”倡导批判知识分子这个那个，最后都是被“一线”的“独立王国”卡住，大多时候毛泽东“政令不出中南海”，例如系列3中“教改谈话”，就被刘邓封杀，相关例子太多，不一一列举（这不意味着毛泽东的权力的丧失，而是意味着他尊重“一线”的领导，服从组织原则）。知识分子和官僚阶级一旦结成政治同盟，而不是和工农阶级成为兄弟姐妹（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危害是巨大的（这只要看看改开以来知识分子的表现和今天无数人骂知识精英的程度就知道了。参见本博《知识分子：从龙套演员到编剧》，《精英和精英主义》等文字）。对此情形的担心，是毛泽东酝酿发动文革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和文化因素。毛泽东早先倡导思想革命和政治革命，后来谈的就是文化革命和政治革命了。吴晗政治上和刘彭一条线，不知不觉落入了毛泽东文化革命的第一波火力之中。
 
 
　　毛泽东为刘少奇背黑锅罢彭德怀的官，刘少奇自1962年起就反过来还要利用这口黑锅构建自己的权力金字塔，不难看出，毛泽东看出了刘的意图却不让他达到目的，在1962年下半年果断制止了“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1965年“三线建设”全面铺开，就启用彭德怀。就是说，在彭德怀问题上，毛泽东相比于刘少奇是占着先手的，1965年，毛泽东又将吴晗《海瑞罢官》的解释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既坚持了1959年自己的路线正确性，使历史走向具有鲜明的路线一致性和连续性，又使刘少奇不再有机会利用庐山会议和彭德怀做什么新文章
 
 
　　以上讨论引出一个结论和一个疑问。
 
 
　　结论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想法其实由来已久，只是如何发动、范围多大、解决什么问题、达到什么目标等等问题，他没有拿定。那时，他的概念是“文化革命”，而不是“文化大革命”。“23条争论”出来之后，他就觉得不能再等待了，不能再在细枝末叶问题上来来往往，必须来一次大解决把刘的道路问题纳入这个大解决中，“一次大变动顶20年的教育”是当年他推崇的《新民学会》战友何胡子（叔衡）的思想，他该不会忘记。这些也证明，毛泽东发动文革就是要打倒刘少奇的说法是无稽之谈。
 
 
　　疑问是：文革正式开始之前的那个“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是个什么组织？什么背景下成立的？工作任务是什么？阅读文革历史时，我一直没太在意这个组织，以为它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一个预备领导小组。看来不是。2011《党史》说它成立于1964年，具体日期没有给出，成员是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全是知识分子和官员，在当时看来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官僚的同盟体，他们掌握了中央的“喉舌”。1964年毛泽东“文化革命”的概念已有，但还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提法。如果这个组织是按毛泽东的意思搞的或者毛泽东事先很清楚，那么为什么毛泽东对它一点影响力都没有？如果不是，那么说明刘少奇已经很早就明白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的文化革命意图，这个组织就是刘邓“独立王国” （中央书记处）的一个下属机构，是他们先期卡位，试图按照他们自己的意图操控文化革命主动权的一个战略步骤。如果是这样，从吴晗开打后，争夺文化革命控制权就必然是要围绕文革五人小组展开，非拿下彭真并解散五人小组不可，进而成立新的文革小组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待续)
 
 
2012-11-22
右而左：五洲震荡风雷激（上-中） 1966-1976（5）
五
　　上面我用较大篇幅梳理了吴晗《海瑞罢官》反映出的大历史背景、具体的政治与文化背景，指出：吴晗，无论他自己知道不知道、承认不承认、自觉不自觉，都实际早在1961年开始就已经确凿无疑成为刘少奇路线在文化界、知识界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毛泽东说“吴晗是朝里有人”是点到实质，用他的《海瑞罢官》来拉开文革的序幕，有文化、政治和组织路线等多方面充足的理由，并非是“欲加之罪”。
 
 
　　吴晗1965年遭到批判先是战战兢兢后来自杀了，他的死，抛开一切具体的种种政治原因不谈，传统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和斯文不能扫地的意识是重要的个人人格因素，打个不合适的比如，他若是李锐那样的滚刀肉，没有任何尊严和廉耻可言，是不会自杀的（就此也可以说，即使抛开阶级性不谈，无论从传统知识分子还是从现代知识分子的正面人格来看，李锐的存在都是正派知识分子的奇耻大辱）。当年，刚开始批判吴晗的时候，毛泽东说了一句：叫吴晗继续当他的副市长他就不紧张了！此话是否画龙点睛？留待后人继续评说吧。吴晗的死让很多人可以事后大发慈悲，大骂毛泽东江青姚文元等人惨无人道，大骂文革没有任何正当性。这些慈悲者继续慈悲吧，我是不奉陪。不过，就我的观察，这样的慈悲者一般是不会对任何无权无势的老百姓有慈悲的，在他们眼里“浩劫”时代吴晗的命要比盛世里冻死在垃圾箱里的五个孩子的命至少多值两个铜板。先就此暂别吴晗，返回主题，不多时，我们会再见吴晗。
 
 
六
　　《五一六通知》标志文革揭幕战收官正剧开始，长期以来，舆论围绕《五一六通知》所做的最典型的误导，莫过于先说它是文革的纲领文件，再抽出其中含有“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这句话的一个或者相邻两个自然段，和刘少奇做直线连接，还特别强调这两段是毛泽东亲自加进去的，暗示“毛泽东发动文革唯一目的就是要打倒刘少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经文革实践检验，刘少奇在文革中被“打倒”了，所以，毛泽东发动文革，就是要打倒刘少奇——这是以两个非真判断命题为大小前提，用简单“三段论”推理得到一个倒果为因的非真结论，代表的是主流阐释者的思维过程。长期以来，就是这个非真结论，几乎成为“普遍真理”，控制了许多人关于文革的认识。别说是一般的阅读者，即使是对于文革有所了解，对于这样的“普遍真理”已经有很高免疫力的老读者，反反复复读到这样的误导，也不一定完全能抗拒它的力量。这便是意识形态领域舆论控制的作用所在。
 
 
　　《五一六通知》精神实际上是社教“二十三条”反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思想的系统化和具体化，与毛泽东自1962年以来就一直坚守的意识形态领域指导精神完全一致，文件中所谓“混进党内、政府内、军队内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即 “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 ， “不是一个，也不是几个，而是一批”。《五一六通知》就是要求“一线”的刘少奇清理这些人，否则刘少奇自己将被清理。这就是说，《五一六通知》一方面是全党行动的共同纲领，一方面是毛泽东向刘少奇发出了最后警告，也是最后保护令！刘少奇根本漠视这最后的保护令，继续我行我素，在文革开始后头50多天时间里，故伎重演，试图组织其在党内的山头势力扭转他的先锋官彭真没有替他扭转的运动方向，由此激发了党内党外各种政治力量各怀异心影响文革发展方向，并反作用于刘本人。毛泽东为了控制文革不偏离《五一六通知》要求的大方向，才在8月初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下最后决心，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动员党内力量从组织上终止刘的接班人地位。从形式上讲，《炮打司令部》才是对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死亡判决书（注意是对他的接班人地位，不是对他的肉体）。《炮打司令部》是当时各种政治力量和一系列具体政治事件形成的巨大物质力量作用于毛泽东头脑的结果，绝不是他的感情用事（详见后文）。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五一六通知》精神为标志的文革本来立意高远，切中当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遇到的各种问题的要害，提出了解决的办法，并给新历史条件下民族新文化（无产阶级文化）建设指出了具体方向，提供了具体指导，也就是说，它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建设”和“无产阶级文化建设”的主题十分鲜明。由于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后来实际发生的一切，并未完全按照其预定的轨道进行，又牵扯到一些政治人物命运的波澜起伏，更由于后续的红卫兵运动和工人造反夺权运动，搅动了以国民劣根性为重要表现形式的中国深层传统文化，各种深层文化沉渣泛起，不但覆盖了新文化的亮色，摧残了新文化的新枝嫩叶，更导致一些人（尤其那些反对文革者）的严重激进行为和对立派别的反制激进行为，进而发展为社会动态型局部混乱，后来的历史阐释者，就故意把从深层传统文化泛起的沉渣、一些人的过激行为和局部的社会混乱，当作文革的主题和本体来叙说，以至于一场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建设和无产阶级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事件，被表述为“浩劫”，被表述为对“文化”的破坏，那些固守传统文化劣根一面的道学先生们则直接说文革是“革了‘文化’的命”。
 
 
　　这些本来是那些仇视毛泽东、仇视一切被压迫者被解放、仇视工农阶级地位快速上升的自利的资产阶级，刻意选择材料搞的断章取义的说教，在当今时代居然有大批的被压迫者、大批的工农阶级子弟无比坚定这些说教。更有甚者（不知其真实地到底是来自哪个阶级），打着热爱毛泽东的旗号、打着“一分为二”看待伟人毛泽东的旗号、打着心系国家前途命运拒绝草菅人命的旗号，说毛泽东是“用理想杀人，杀功臣”和朱元璋杀功臣保他的朱家江山无异。
 
 
　　这些轻信说教的人，不知道说教者的所谓“文化” 与现代文化毫无干系，与一般意义的文化泛指也毫无干系，他们的“文化”就是他们奉为圭臬的传统文化，甚至就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中的糟粕，再加上一点佛庙里的泥菩萨什么的——因为红卫兵砍了不少泥菩萨脑袋或者砸了整个泥菩萨；他们的“文化”更与社会主义新文化格格不入，在他们眼里，以“螺丝钉”精神、“钉子”精神、“傻子”精神、雷锋精神、愚公移山精神、为人民服务精神、白求恩精神、鲁迅的硬骨头精神、毛泽东造反精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民主自由精神等等所代表的正在破土、发芽、成长的新文化，是丑陋无比的贱民文化、落后文化，因此他们听到代表这样文化的歌，看到代表这样文化的诗词、小说、戏曲、电影、舞蹈等等就满身要起鸡皮疙瘩。
 
 
　　列宁说：“旧学校都渗透了阶级精神……这种学校里的每一句话都是根据资产阶级的利益捏造出来的。工农的年轻一代在这样的学校里，与其说是受教育，倒不如说是受资产阶级的奴化。教育这些青年的目的，就是训练对资产阶级有用的奴仆，既能替资产阶级创造利润，又不会惊扰资产阶级的安宁与休闲”（列宁《青年团的任务》。我们今天的各级学校还是毛泽东的新学校吗？看了青年一代中许多人对于工农解放者毛泽东和他的文革的评价，我是高度怀疑的。我在今天许多的学校到处都看到“穿了黑丝袜打扮时髦的于丹在赞美孔夫子”和“穿了地主老财金钱豹纹绸缎袍子的孔庆东在赞美‘代表传统文化’的毛泽东”。从这样的地方出来的青年一代，包括“工农的年轻一代”，是不是列宁嘴里的“资产阶级的奴仆”，恐怕并不需要列宁亲自来给出正确答案。
 
 
七
　　那么，《五一六通知》具体内容到底如何？十分有必要在此把要点归纳一下。
 
 
　　首先，从严肃党纪出发，对彭真玩弄政治手腕，阳奉阴违，假借文革五人小组名义却按个人意志制造《二月提纲》（现在都改称《汇报提纲》），提出严厉批评，指出《二月提纲》违反了社会主义文化革命路线和1962年中央八届十中全会确立的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指导原则，中央决定对《二月提纲》予以撤销。
 
 
　　第二，在政治上，它站在工农无产阶级阶级立场，运用马列主义的阶级观，对《二月提纲》打击左派，给批判吴晗的左派扣上“资产阶级学阀”的帽子，却又把彭真自己所代表的派别确定为“无产阶级左派”，试图把文化革命的方向“扭转到右的方向”等等，进行了有理有据的揭露和批判。
 
 
　　第三，在思想方面，它一针见血揭露《二月提纲》抹杀真理的阶级性，泛论“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实际上是违背“一切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马列基本论点，保护资产阶级独享的自由平等，取消无产阶级专政，指出在阶级社会里从来就没有什么阶级之间的平等，只有你死我活；同时，揭露《二月提纲》要的“放”，就是放纵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对于一切牛鬼蛇神却放手让其出笼，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并指出这样的情形必须不能再继续了。“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因此，无产阶级必须对所有这些“牛鬼蛇神”和他们所代表的思想进行批判，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才能赢得自己的阶级胜利。
 
 
　　第四，在文化革命和文化建设方面，它毫不留情指出，《二月提纲》打着“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 旗号，开辟文化新路，实际上就是要开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反的路，重申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平剧院的信》、《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讲话》等著作，早已在文化思想战线上给我们无产阶级开辟了道路”，除此之外不需要彭真他们开辟的新路。
 
 
　　最后，倡导全党：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五一六通知》因为有毛泽东的最后把关添加精华思想，其洞察力穿越历史黑暗、尽收现实光明、一览未来世界无穷无尽的未知。这样的洞察力从何而来？从工农阶级多难的命运中来，工农阶级以往的苦难、现实的艰辛和未来的危机，没有多少领导还在意着，只有毛泽东念念不忘，他自1962年以来，对“一线”党内高层不知强调了多少次，却没有人认真听，他最后只能对自己的护士长吴旭君表达自己心与情之所系：
 
 
　　【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现在还活着，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走回头路。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五一六通知》的思想和理论，当时不为广大的实践者所确切理解。但现实是最好的历史教材，近几十年来工农阶级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地位自由落体式垂直下降，《五一六通知》的历史底蕴终于浮现在现实层面了。似乎有理认为，与其说它是一份过去的历史文献，不如说它是一份发给当代青年的动员令，要求当代青年去迎接历史的挑战。是当列宁不屑一顾的资产阶级的奴仆？还是当毛泽东试图培养成为的无产阶级战士？任何“第三条道路”其实都是暂时的通路，走了一段就会发现，那是真的【No through Road (此路不通)】，因为无论是你们自己还是整个工农阶级的解放都远不彻底，要彻底就必须把压迫与剥削的土壤彻底铲除，就必须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搞社会主义革命。
 
 
　　本博在《新一代青年的思想入口和政治出路》说过：【当代青年的思想入口，我以为就在于思考文革……一个思想者能想到的任何人类有价值的思想和世界历史大事件，文革里全有反映”，“文革带有明显的西方哲学的各种特征，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脐带，法国革命的剖腹产刀口，以及俄国革命的输氧管，但它100%是内源性的——源于对中国传统文化撕心裂肺捶胸顿足乃至挥刀自裁的反省”，“为什么会有“516通知”，会有《炮打司令部》，会有更早的批吴晗《海瑞罢官》，以及今天会有邓玉娇、杨佳、马加爵、彭宇案、上海“鬼妹”救我们同胞，还骂我们是“fucking Chinese”；会有贪官污吏，腐败越反越腐，会有中国的事情先要请示白宫；会有今天你们自己当房奴，当油锅里的豆子，然后牢骚满腹，等等】。但愿，当代青年能从文革历史中吸收到有用的思想营养，获得改变自身现实和整个社会现实的动力。
 
 
八
　　与《五一六通知》相联系的另一桩公案按现在的叫法是“彭、罗、陆、杨事件”。解除这四人职务被后来人故意添油加醋，佐以许多文人口水，制造出无尽的流言蜚语，流言蜚语又引发更多的流言蜚语，对毛泽东本人的声望名誉造成了巨大伤害，对梳理整个文革的历史形成巨大阻隔。
 
 
　　他们四人的问题事由和时间先后都不一样，仅仅因为在通过《五一六通知》的中央常委扩大会上，一次性受到公开批评，后来的阐释者，就故意把这四个人名字连在一起，制造出一种假象，仿佛他们是文革开始以来制造的第一起集体冤案。实际上，只有彭真和陆定一与文革揭幕战批判吴晗有公开的直接关联，罗瑞卿和杨尚昆案与批判吴晗案未有公开的直接关联，公开的事情是他们其他严重的违纪问题。四人中只有罗瑞卿一案涉及与林彪的私人纠纷，较难说清，其他都是黑白分明，没有疑问的，后来居然也都成了冤假错案和打击陷害。下面按案件发生的时间自然顺序略作叙述。
 
 
　　杨尚昆是在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文章发表之前就发生的，巧合得很是他在这一天被实际免除职务。这可能给人造成联想。他事涉“把大量机密文件和档案擅自交给他人抄录” 和“窃听器事件”(2011《党史》和“本文上-上”相关内容)。他在1953年之前就屡次违反中央纪律（参见系列1）那时中央分工还没有“一线”和“二线”，他就已经不把中央纪律放在眼里，完全倒在刘怀里。1953到1965底是12个年头，他却安然无恙，毛泽东也没有给他“穿小鞋”，刘少奇自己也没有查办他。这已经够意味深长了。新案中所涉泄密中央机密材料，这在任何时候，即使现在，都不会是个小事情，何况还有更加严重的“窃听器事件”。关于此事，我在接近高密级材料的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中注意到他谈刘少奇的其他事情，不经意带出“……根据刘少奇批准……专列……安装……”这样半句话（页101）。这说明“窃听器事情”决非那么简单。我特别注意到一个现象，现在很多官版书籍谈到当年的历史，常常非常技巧使用“中央”这个词（这与当时实际存在的“一线”“二线”有关，后面要专门谈“一线”“二线”问题）。一般情况下，“中央”单指刘邓的权力中心，不含毛泽东，毛泽东也一般不干涉“中央”，也就是不干涉“一线”领导人的工作。所谓“中央”批准，就是“一线”领导人批准，不见得是毛泽东也批准或同意。更为隐晦的还有，需要遮盖“一线”领导人的违纪或者任何不良事情的时候，就泛泛用“中央”，不指名道姓是谁；要抹杀毛泽东的功劳的时候，也用“中央”，不指名道姓说是毛泽东，但反过来，要突出“一线”领导人的正确的时候，一定是指名道姓某某某，要强调毛泽东的“错误”时，也一定指名道姓毛泽东。这样一提示，关于“中央批准给毛泽东私人空间安装录音机”是怎么回事，读者就该明白高文谦所说不假。杨尚昆其他任何事情不谈，单是此一事，哪位为他打抱不平，说毛泽东风凉话的站出来告诉我，先不考虑什么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是你，你该怎么办？
 
 
　　顺便提一下，“中央”一词活用之后，毛泽东批评“一线”任何领导人，甚至批判一个部长，批评一个书记处书记，都成了“毛泽东凌驾于中央”之上，搞家长作风；反过来，他们要强加意志给毛泽东的时候，就是“中央一致决定”，很民主，一点没有家长作风——难怪把毛泽东逼急了，他要拿出《宪法》和《党章》为自己维权。
 
 
　　罗瑞卿事情发生在1965年11月底-12月。罗当时在军队职务是军委秘书长，在党内职务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在政府职务是国务院副总理，毛泽东很早就批评有中央书记处和和国务院计划委员会“两个独立王国”，罗瑞卿可以说是一身跨“两个独立王国”。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时候，他暗中给彭真通风报信。关键的还在于，刘少奇许诺将来让他接替林彪当国防部长，罗少帅飘飘然起来，本已权盖党政军三届、自由进出“两个独立王国”，这下紧靠刘少奇这大树，又深得邓小平器重，外加“二线”毛泽东的爱护，就不但对病中不怎么参加军委一般日常工作的林彪很不尊重，而且也不怎么把其他老帅放在眼里，军队内靠军功论资排辈比党政内更要严重是尽人皆知的，即使他是被陷害，那出手陷害的绝不只是一个林彪。他被撤职后，他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军委秘书长职务都是叶剑英接替的。罗少帅罗总长，到底有没有错呢？他平反出来后到天安门前面对城楼上毛泽东的画像向毛泽东谢罪，这多少也说明他事后还是懂得是非懂得自己做错了什么的。那么，多此一举为他洗清“冤案”的历史解说又有什么价值呢？
 
 
　　彭真是贯串全部的人物。他是刘少奇当年在北方局负责地下工作时期物色到的。在延安整风期间，彭就紧跟刘少奇“惟我独革”，整人最凶。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期间，刘少奇认为是自己一个人在力挽狂澜，自命“临时大总统”，他反对“三面红旗”却又不敢直接出来反，就把彭真推到前台。在报告起草委员会上，彭就替躲在背后的刘司令出来公开指名道姓要毛泽东对“共产风”和“办食堂”负责（这些本来是刘自己要负责的），说主席的1%错误不检讨，10%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高文谦《晚年周恩来》）。即使这样，毛泽东也没有拿他怎么样，应该说体现了毛泽东一贯的“五湖四海”。这次毛泽东发起批吴晗《海瑞罢官.》，不是一般的意义，而是明确要彻底肃清党内高层资本主义意识，刘司令躲在后面不露山水，他又出来横刀立马，当刘司令的“彭大将军”（参见前文），叫板高层没有修正主义、下面也没有干部官僚主义，“走资当权派”是子虚乌有。导致他下台的不是他阻挡姚文元发批判文章这单单一事，而是他搞出的《二月提纲》，这是1966年二月的事情了。《二月提纲》到底是什么货色，前面简介《五一六通知》的时候已经说到。《五一六通知》本身只批判了他一个人（没有批判罗、陆、杨三人，批判他们三人是会议另外议程）。
 
 
　　最后是陆定一，他把持中宣部。从前文梳理出来的选择批判吴晗作为文革序幕的历史背景中可以看出，自1962年以来，毛泽东一直在连续不断的批判各项文化领域乃至整个意识形态领域的歪风邪气，这些批判都卡在中宣部无法深入，以至于毛泽东在1963年就说中宣部是阎王殿，文革前夕又警告他不要把中宣部搞成邓子诙的农村工作部，意思是说，邓子诙搞单干，走资本主义道路，他的农村工作部给撤销了，你陆定一把持的中宣部，再当阎王（为官僚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唱赞歌，压制小鬼（不让革命群众发言批判），当心撤销你的中宣部。陆定一置若罔闻，中宣部只听刘彭的，彭真要中宣部打电话到上海责备为什么发姚文元的文章批判吴晗，中宣部乖乖的就听了，毛泽东希望转发姚文元的文章，中宣部就是按兵不动，这就怪不得毛泽东生气说：“（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作出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那么多反动文章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毛泽东传1949-1976》页1406），并重申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是否可以说陆定一和他的中宣部只听命于“一线”“中央”，却凌驾在真正含“两线”的中央之上，这算不算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文革后邓大人快速启用这位当年就紧跟“刘邓大军”的风云人物，用他的“开明思想”和“超人胆识”，打击“凡是派”，结果，他和另外一些人一同给邓大人制造出最大的“开明”麻烦，邓大人“开明君主”的“ 一世英明”也最终毁于“一个清晨”。此一结局，似是“天”在有意告诉世人，毛邓谁高谁低，谁洞察历史，胸怀劳苦大众，谁只洞察个人利益，为少数人服务。
 
 
　　以上把四人拆解开来而不是捆绑在一起叙说，尤其是把他们和《五一六通知》的关系分析清楚了。经过此一拆解和分析，他们是不是文革制造的冤案也就一清二楚了。《五一六通知》也用了“中央和毛泽东”这一说法，毛泽东有自知之明，把自己的名字排在后面（也许是别人习惯了“中央”一词的特别含义，原稿就是这样写的，他觉得很好就没有改掉），不凌驾于“中央”之上。今天的主流历史解释，选择性忽略“中央”，只说是毛泽东冤枉他们四个好人（当然，不会忘记要在“中央”里拧出一个林彪来陪伴毛泽东，说林彪陷害了罗瑞卿）。如果非要说他们四人与“走资”无关，那么以上拆解和分析至少清楚说明，他们无一例外涉及到党内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即便单单从这个角度看，组织上处理他们是不是制造冤案，各位自己评说就是了。
 
 
　　今天，毛泽东所代表的社会主义被否定，所以当时本来反映在党内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就都被看作是一般人民内部矛盾，于是，毛泽东当时做的任何事关阶级、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的事情就都是把一般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对待，全是错的。我在系列2中明确指出，现在主流书写那一段历史，用了两个“正确”参照系：一是封建家长制，一是资本主义经济学体系。用这样的“正确”尺度去量毛泽东和他坚持的社会主义，他当然全错了，不是30%错，而是100%错（自然，以上四人全成了被冤枉被迫害）。
 
 
　　然而，即使根据刘少奇的做了上将军的儿子的说法，当时也是有两条路线的斗争的，只不过在他眼里，其父代表的是“新民主主义路线”。这个“新民主主义路线”到底是什么主义，其实没有人不明白，就好比“特色主义”是什么主义没有人不明白。如果说“新民主主义”和“特色主义”就是社会主义，那么今天再谈1949年并上溯到1946年以来的历史的是是非非，就已经毫无意义了，直接说1946年以来的历史就是“一场持续数十年的民族浩劫”，赶紧到坟墓里挖出蒋介石来或者克隆一个蒋介石出来领导中国，岂不来得简单和痛快淋漓？从现在的银屏和莫言先生的作品获得诺贝尔奖等诸多迹象来看，这似乎也正是当代思想界主流正在努力说服全国人民接受并且已经有相当多的人已经接受的观点。这不是书写历史，这是黑帮或者胡汉山回来后的反攻倒算。
 
 
九
　　“一线”、“二线”在任何论述毛泽东时代著作中都是不可或缺的词汇。如读者所见，它们在本系列里出现的频度也非常高。可以说，“两线”分工导致了自1962年以来的各种党内斗争，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害。因此，有必要在进入文革开始后最初50天事态讨论和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炮打司令部》讨论之前，把“两线”问题单独列出来做几点检索。
 
 
　　首先，“两线”分工的大致过程。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后，毛泽东曾想当诗人、当哲学家，退居“二线”，把国家交给刘少奇和其他人。由于同一年东欧的波兰匈牙利事件爆发，毛泽东要出面处理由此引发的许多重大国际国内事件，退“二线”的心愿未能实现。1959年庐山会议后，毛泽东认为党内路线问题基本解决，可以实现自己当初心愿，就退到“二线”当“徐霞客”了，但党内职位没有变动（毛泽东退到“二线”，前面提到过，也有说是他“大跃进”捅了大篓子，党内威信尽失，自知无趣，只好退下。这个说法，即使把前后事情简单一链接，就知道是站不住脚的）。
 
 
　　第二，“两线”分工给“路线分裂”埋下隐患。“两线”分工本来是一个非常好的设想，但它成功的前提是党内路线问题确已解决，全党意志已经完全统一在齐心协力搞社会主义之上。不幸的是，这个前提实际不存在。正如历史已经告诉后来人的，当时“一线”的人对公有制经济总是耿耿于怀，不断谋求改变已经建立起来的公有制经济基础，使之还原为私有制或者变相的私有制（如1961年-1962年的责任田，包产到户）。这样一来，工作分工的“两线”，实际上慢慢“质变”为政治路线的“两线”：“一线”要搞自由经济，要求相应放宽意识形态的控制，“二线”要搞社会主义，不但不能放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控制，还要不断巩固公有制经济，不断强化上层建筑领域社会主义意识，落实到组织上，就是要不断对某些人的非社会主义思想意识提出批判。这实际上是“两个司令部”的雏形。
 
 
　　第三，“两线”分工造成了刘少奇的山头主义膨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总是要相互适应才能彼此正常发挥作用。“一线”和“二线”谁也不让谁，那么必然最后是各自通过“主观能动性”，通过强化人事组织工作来达到自己的目标。毛泽东是名正言顺的一号，虽然在“二线”，但有权过问全面，也不必要搞山头，并反对和制止任何山头坐大。刘少奇在“一线”，要推动自己的“治国理想”——用他儿子后来的话说是搞“新民主主义”，就必须要建立自己的组织体系，说白了就是山头。这是客观需要的一面，如果刘少奇主观上还有什么想法，那就更难办了（这个我不进一步推测，也不评论）。实际情形是，1962年以来，刘少奇的确是在“行动”，不但自命为临危拯救国家的“临时大总统”，还把手伸进军队里。在1959年彭德怀事件后，刘少奇签发主席令任命罗瑞卿接替被免职的黄克诚任总参谋长并中央军委秘书长，这不是他的个人意志，当然还不是他的山头主义的证据。证据是接下来他拉拢罗瑞卿：林彪身体不好，你将来接替国防部长；类似的话刘还对彭德怀说过：林彪身体不好，还是你回来做国防部长最好，与此同时，还对贺龙频频示好（高文谦《晚年周恩来》）。刘从庐山会议上得到最大好处，反过来一方面公开说彭德怀不能平反，一方面暗中拉拢彭德怀，还多方面利用庐山会议在党内造成的不良影响，为自己积累政治力量。这点小动作瞒得过毛泽东吗？不能。
 
 
　　说到这里，就要再请会亡灵吴晗，做个旁征。吴晗的《海瑞罢官》是根据他1959年先后写出的《海瑞骂皇帝》、《论海瑞》等文章发展改造而来。毛泽东非常清楚“大跃进”的“浮夸风”是上面压下来的，1959年庐山会议后，希望有人敢于站出来当魏征、当海瑞，“骂骂”上面的官僚老爷作风（毛泽东发出这样的号召是否有找个理由启用彭德怀的意思？——待证），吴晗就相应写出了这组文章。知识分子历来嗅觉灵敏，好出风头，却又胆小怕事。为了避嫌，吴晗在后写成的《论海瑞》一文特别画蛇添足，加入了和本来的海瑞历史题材没有关联的“批判右倾翻案风”段落，表示文章和彭德怀事情无关。毛泽东退到“二线”，刘邓全面主持“一线”之后，吴晗踏着彭真的梯子很容易够得着刘少奇，刘少奇也自然方便礼贤下士和知识分子打成一片，有兴趣的读者回头去仔细检阅那段历史，刘少奇和知识分子的互动是前所未有的平凡。如此一来，吴晗竟根据1961年出现的新形势，及时地把《论海瑞》改编成了《海瑞罢官》，为刘支持的“单干风”、“翻案风”先行制造舆论（参见前文），反映出他政治立场和组织路线的变化。说得庸俗一点，他是用《海瑞罢官》向刘交“投名状”入伙（与他结伴的还有邓拓、廖沫沙，所谓“三家村”）。所以，毛泽东一针见血指出“吴晗朝里有人”。吴晗用“1961和1962差一年，时间不对板”为自己辩护，只能说是知识分子一副贯用的“诱奸少女后提裤子就不认账”的做派。
 
 
　　第四，“两线”最终导致“两个司令部”。刘少奇搞山头的最大政治资本是他“法定”接班人地位。毛泽东名义上是最高领导人，但退到“二线”，而且主要关心的是军事、外交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东西，因此其权力主要是代表过去的历史、当下的社会主义精神存在和国家安全；刘少奇虽然只是“法定”接班人，但已“注定”要成为未来的实际一号，且已实际全面控制着整个国家的经济活动，那些还没有绝对地位和正在谋求上进的干部，都明白“不紧跟不如紧跟，晚紧跟不如早紧跟”的道理。就是说，对于很多干部来讲，刘少奇“一线”权力更具有现实吸引力。一个典型事例是这样：1964年毛泽东鉴于他退居“二线”以来几年，中央干部不去基层，只是坐在北京的办公室发号施令，就要求干部下基层蹲点，搞社会主义教育。他反复呼吁，没人响应，最后刘少奇发话：谁不下去，谁不能当中央委员。结果，中央各部委部局许多干部纷纷下基层，向刘少奇表达拥护和效忠——此一行为，明明是刘少奇拿乌纱帽收买人心，是后来乃至今天官僚主义之总根，后人却说是“刘少奇威信超过毛泽东”“毛泽东见大权旁落，嫉妒不已，就打倒刘少奇”。
 
 
　　以上四点归纳之就是，由于“两线”分工，“一线”领导本来暗藏和内敛的资本主义倾向，借“一线”实际权力之重和伴随而来的其他优越政治资源，渐渐发展成为公开的、离散向外的、伸展向下的资本主义路线，最终“两线”演变为“两个司令部”。两个太阳照着同一个天，资本主义的刘太阳可以迎合人的现实需要，官呀地位呀洋房啊保姆啊，实惠多多；社会主义的毛太阳要干部下乡和群众同吃同住做人民公仆，没有任何实惠。对于接近权力中心的中央及各部委干部来说，哪个太阳更明亮？对于老百姓来说？哪个太阳更温暖？不说当时的现实利益中人，就说现在的现实中的“理性人”吧，有多少不是选择资本主义的刘太阳，还要说社会主义的毛太阳“用理想主义杀人”？
 
 
　　有了这个“两线”梳理得到“两个司令部”，再来谈江青提出的“17年黑线专政争论”、“文革头50多天”、《炮打司令部》、《十六条》和刘少奇政治命运的终结等题目就容易了。
 
 
　　（待续）
 
 
　　2012-11-26
右而左：五洲震荡风雷激（上-下） 1966-1976（6）
　　在写下以下这几句的时候，我曾眼睛湿润过，在修改定稿的时候，再次读到，并再次眼睛湿润，我自知这是一种少有人能体验到的情感，但我更自知自己绝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
 
 
　　【毛泽东无需我们辩护，但我们的后代需要我们帮助提供思想乳汁。文革是毛泽东自己建造的草场，毛泽东自己是这草场上孤独的奶牛，至今依然在为我们提供乳汁，只要我们小心翼翼去挤，我们总能从这头奶牛那里挤出最好的思想乳汁】
 
 
　　早晨起来，发现文章被拿掉了。感谢网管，没有封闭我的博客。我将原文压缩，打算试贴出压缩版，看到一些网友的留言，竟然感情十分冲动起来，我的劳动得到他们的认可，这是一种情感深处的共鸣。正如我自己所言，我只不过在毛泽东这头奶牛身上，为我们的后代挤出几滴思想的乳汁。品尝到这乳汁的不过是13亿人中的区区百人而已，我也并不后悔自己的劳动。既然已经有全版在外了（虽然值得精炼），我决定暂不贴出压缩版，只把含以上几句话的一段照录于此，感谢朋友们的到访。
 
 
　　【太多学生老师，在这50多天时间里，经历了从地狱再返回人间的过程，从而终于领会到了毛泽东才是永生不背叛民众的革命家和人民领袖，真正代表了反压迫，代表了反资产阶级和反一切其他特权阶级的正义力量，真正代表了翻身解放，真正代表了造反有理。这是一种全新的革命体验，它不同于与拿枪的敌人做斗争的革命体验，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体验，在那个时代，当“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主席”的歌声响起的时候，总有许多人不由得收紧心，泪流满面。它不是任何意义上的个人崇拜，也不是任何意义上的自我愚昧或者造神。现在的一代，已经不能获得这样体验，也不能对那段历史建立任何真实感，只会在主流的引导下幻想文革、捏造文革、诬蔑文革并诅咒文革。正因为如此，我们这一代亲历或半亲历的人，有责任将历史写出来，留给我们的后代。毛泽东无需我们辩护，但我们的后代需要我们帮助提供思想乳汁。文革是毛泽东自己建造的草场，毛泽东自己是这草场上孤独的奶牛，至今依然在为我们提供乳汁，只要我们小心翼翼去挤，我们总能从这头奶牛那里挤出最好的思想乳汁】
 
 
　　右而左敬献
 
 
　　2012-12-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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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像qysyp LV62楼
毛泽东无需我们辩护，但我们的后代需要我们帮助提供思想乳汁。文革是毛泽东自己建造的草场，毛泽东自己是这草场上孤独的奶牛，至今依然在为我们提供乳汁，只要我们小心翼翼去挤，我们总能从这头奶牛那里挤出最好的思想乳汁。
必将化为血液成为我们生命，溶为我们的灵魂。
2013-6-9 14:50:12
头像哈哈hh LV63楼
太多学生老师，在这50多天时间里，经历了从地狱再返回人间的过程，从而终于领会到了毛泽东才是永生不背叛民众的革命家和人民领袖，真正代表了反压迫，代表了反资产阶级和反一切其他特权阶级的正义力量，真正代表了翻身解放，真正代表了造反有理。这是一种全新的革命体验，它不同于与拿枪的敌人做斗争的革命体验，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体验，在那个时代，当“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主席”的歌声响起的时候，总有许多人不由得收紧心，泪流满面。它不是任何意义上的个人崇拜，也不是任何意义上的自我愚昧或者造神。现在的一代，已经不能获得这样体验，也不能对那段历史建立任何真实感，只会在主流的引导下幻想文革、捏造文革、诬蔑文革并诅咒文革。正因为如此，我们这一代亲历或半亲历的人，有责任将历史写出来，留给我们的后代。毛泽东无需我们辩护，但我们的后代需要我们帮助提供思想乳汁。文革是毛泽东自己建造的草场，毛泽东自己是这草场上孤独的奶牛，至今依然在为我们提供乳汁，只要我们小心翼翼去挤，我们总能从这头奶牛那里挤出最好的思想乳汁
2013-6-9 17:58:11
头像qwe LV54楼
【毛泽东无需我们辩护，但我们的后代需要我们帮助提供思想乳汁。文革是毛泽东自己建造的草场，毛泽东自己是这草场上孤独的奶牛，至今依然在为我们提供乳汁，只要我们小心翼翼去挤，我们总能从这头奶牛那里挤出最好的思想乳汁】
 
右而左：五洲震荡风雷激（下-上） 1966-1976（7）
一
　　上篇以较大篇幅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大历史背景和文革揭幕战做了交代、对党内“两线”分工演变为两条道路、两个司令部的大致过程进行了总结、对文革开始后头50多天里发生的关键性事情进行了概括和评述，指出刘少奇自1962年以来实际推行的是一条形左实右的资本主义路线，毛泽东发现后对他一再批评和指正，他不但从来没有真正接受过毛泽东的批评和指正，认真检讨自己的路线错误，反而利用毛泽东接班人的特别名器和“一线”领导人的有利条件，在最高权力中心周边构建自己的山头势力，继续暗中推行资本主义路线，甚至试图以组织手段排除毛泽东对他推行资本主义路线的干扰，尤其恶劣的是，在发现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一个战略目标就是要通过摧毁其组织路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来终结其资本主义道路的时候，他就通过严密的组织手段去扭转毛泽东设定的文革战略方向。
 
 
　　在刘少奇干扰文革战略行为长达50多天时间，在全国制造出一幅白色恐怖局面的时候，毛泽东认为事情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就毅然回到北京，对刘少奇的所作所为提出严厉批评。可是刘少奇不但一如既往拒绝接受毛泽东在党内小范围对他的批评，而且利用1966年7月29日人民大会堂群众集会的机会，向社会公开表示自己没有犯错误，还在此后3天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继续拒绝承认错误，甚至展开一系列地上地下活动，导致毛泽东对他的批评不断升级并最终在1966年8月5日写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把刘少奇形左而实右的本质公告中央全会，从而改变八届十一中全会原有议程，改组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此举完全是机断行事，从一定意义上讲是挫败了一次正在酝酿中的政变，使当时我国社会的根本制度选择重归社会主义道路，用会上林彪的话说就是：“毛主席又把局面扭转过来了，不然文化大革命运动就是夭折、中断”。
 
 
　　八届十一中全会标志着毛泽东完全返回历史舞台，中央旧的“两线”分工不复存在。然而，事情并未就此了结，正如毛泽东在闭幕会上的讲话中估计的那样，执行《十六条》遇到了巨大的困难，此后三个多月时间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不但没有偃旗息鼓，反而更加激烈和复杂，还连带激发出种种其他性质的斗争叠加在路线斗争之上，以至于出现一种实际超出了毛泽东最初预想，而且直到今天还让无数人无法理解的混乱政治局面。这一局面中的一个十分特别的关键角色是红卫兵。毛泽东8月1日曾给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即5月29日诞生的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信，表示了对红卫兵的热烈支持，该信没有直接送到红卫兵手中，而是在同一天开幕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印发与会代表（陈明显《晚年毛泽东》）（清华附中红卫兵是同一天从会场透出的消息得知毛泽东热烈支持他们的）。继而，毛泽东8月18日在天安门首次接见红卫兵，至11月26号，先后8次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人次总计达到1100万。因为这些基本事实的存在，现在主流历史叙事，就将所有关涉“红卫兵”的“烂帐”，全部记录在毛泽东头上，同时把所有红卫兵一棍子统统打死，说他们都是暴徒，法西斯分子。这样的指控，对历史来说，是否是负责任的？对于数千万正义青少年来说，是否是公道的？本文将要给予回答。随着红卫兵运动高潮退去，工人造反派组织登上历史舞台，接着是造反派全国夺权、老干部大面积被打倒、“全国武斗”，“全面内战”，仿佛八届十一中全会变动刘少奇党内排名，是掀翻了上帝的龙椅，上帝要不择手段报复毛泽东，让文化大革命真疯狂起来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本文也将尽可能给出回答。
 
 
二
　　关于八届十一中全会会议具体内容，上篇曾将2011年《党史》的记载进行了浓缩，按照《党史》记载，此次会议内容，就是毛泽东招来病假中的林彪，一道蛮横无理整治刘少奇，然后威逼中央委员强行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参见上篇）。这是对真实历史最无耻的篡改。此次会议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转折点，此后10年历史中发生的一切，以及今天我们谈论的文革话题，无不打上此次会议内容的烙印，因此有十分的必要在这里把这次会议的内容做几点补充交代。
 
 
　　第一，8月2号重新确定了中央文革名单。恐怕一些人，听多了中央文革的恶名，就只知道中央文革就是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康生等人操控的毛泽东的工具，其实大谬不然。5月撤销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之后，成立了新的文革小组，预留四大局人选待定，8月2号，补足了四大局待定名单，并增加陶铸为中央文革顾问，排名康生之前。这样得到18人名单如下：
 
 
　　组长：陈伯达。
　　顾问：陶铸、康生。
　　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组员：谢忠镗、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
　　华北局：郭影秋。
　　东北局：郑季翘。
　　西北局：杨植霖。
　　西南局：刘文珍。
 
 
　　这个名单中很多人是刘少奇体系的核心人员。刘少奇的政治路线在党内一定范围受到一定程度批判，但组织路线，除了先前已经遭到公开批判的、他自己也做了战略性切割的彭罗陆杨之外，保存完好。到这个时候，他的人马在即使新成立的中央文革“卡位”都是相当成功的，更不用说在老国家机构里。这就决定了在8月到11月文革何以风云变幻。
 
 
　　第二，全会在8月8号一致通过《十六条》之后，还通过了两个重要文件：1963年5月20日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1965年1月14日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23条）。如果把1949年到1966年的历史绘制成一条曲线，并以倾斜向上作为社会主义方向，倾斜向下作为资本主义方向的话，那么将发现，1949年到1956年是倾斜向上的，1957年到1961年是颤抖着在1956年的高度平行前进，1962年是从这个高度倾斜向下，1966年是从最低点反转倾斜向上，1962年到1966年之间是一个巨大的社会主义历史塌陷。这后两个文件如果在当时就得到具体落实，那么将不会有这个历史塌陷，所以这两个文件在此次会议上的一致通过，也是社会主义回归的具体标志，说明“社教运动”纳入文革，和文革方向一致，或者说文革是“社教运动”更高形态的继续，都是符合实际历史的。
 
 
　　第三，全会还完全同意毛泽东近4年来一系列政策（注意这个近4年，就是自1962年以来的4年，那时以来，处在“二线”的毛泽东的提出的很多政策性建议都无法在“一线”得到认可，参见系列前文）：
 
 
　　关于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关于发扬群众路线的革命传统问题。
　　关于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
　　关于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号召。
　　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
　　关于打破洋框框，走自己工业发展道路的问题。
　　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体系和布局问题。
　　关于全党抓军事，实行全民皆兵的号召。
　　关于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规划和部署的问题。
　　关于人民解放军和工厂、农村、学校、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都应该成为一个革命化的大学校的号召。
　　（陈明显《晚年毛泽东》）。
 
 
　　这些“关于”所涉内容，概括起来相当于《十六条》中的第十四条“抓革命、促生产”的具体化，它在后来长达10年的时间里体现为“革命、生产两不误”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社会实践活动。文革期间之所以并不是什么经济崩溃，而是生产大发展，科技大进步，军事国防建设高歌凯奏，就是因为全国人民在这样具体的大政方针指导下，在毛泽东强力把握先后排除了来自刘少奇集团和老干部集团的无数干扰，一条一条落实这些具体方针政策的结果。
 
 
　　第四，毛泽东在闭幕会上，做了简短的讲话。首先，他提到要准备一下尽早召开“九大”。这说明毛泽东当时在考虑从组织上履行对刘少奇接班人地位的终结，不然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其次，他告诫全党，“路线已确定，能不能实行《十六条》，还要靠我们的各级领导去工作，决不能以为写上了，所有的党委，所有的同志都会实行，总有一部分人不愿意实行”。这说明毛泽东已经估价到了《十六条》执行起来阻力巨大。再次，他重申了以往的政策：对于犯错误的同志，要给出路，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一看二帮，团结-批评-团结。此外，后来民间流传最广的一段话，就是毛泽东这个时候说出的：我们这个党，不是党外无党，我看是党外有党，党内有派，从来就是这样。这是正常现象，有人就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我们共产党也正是这样，你说党内无派，他就有。比如群众运动就有两派，不过是占多占少的问题。毛泽东这些谈话，体现了他对于社会主义社会阶段，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复杂性的认识和慎之有慎的处理方法，理论上他是大胆假设，实践中他是小心求证。它显然是很柔性的，甚至在今天的许多痛恨资本主义复辟的人眼里，甚至是太过仁慈的，是毛泽东一度把敌我矛盾当作了人民内部矛盾。刘少奇及其支持者如陶铸，“血统论”分子，黑帮红卫兵，“联动”分子，后来也的确是利用了毛泽东当时这种处理与刘少奇的矛盾的“治病救人”方法，钻了“团结-批评-团结”的空子，制造了很多社会动荡，严重干扰了文革战略目标的达到。从这个意义上说，不是毛泽东在文革中把人民内部矛盾当作了敌我矛盾，恰恰是刘少奇及其追随者把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当然，怎样对待矛盾的性质是一回事，矛盾本来的性质是什么则是不以人的态度、意志为转移的，该是什么就是什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就是敌我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就是敌我矛盾，它们体现在穿同样服装，说同样政治语言的同一个革命党内不同代理人身上，到底该怎样处理甚至消灭，是个至今还没有解决好的重大理论问题。嘴里喊阶级和阶级斗争，笔下写阶级和阶级斗争，简单和轻松，面对一个有革命功劳的党的领袖，毛泽东的接班人和一批革命功臣，识别他/他们到底是敌人，还是人民，则不是嘴里喊出的、笔下写出的那般简单和轻松。今天，指控文革是浩劫，大骂毛泽东是法西斯的人，也恰恰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按照资产阶级的利益需要，利用了这种复杂性、难以识别性，利用了无数人天性的情感善良、理性不足，对相关历史进行了诬蔑、诋毁、扭曲和歪曲等种种打扮，欺骗了无数人。
 
 
　　从以上四点内容可以看出，四点交代决非无关紧要，没有这四点交代，不但这次会议的内容不全，而且此后10年历史就毫无根基可言，就真成了任人“打扮的少女”了。
 
 
　　《十六条》的具体内容，我这里不做详细交代了，读者如果没有时间翻书本，就随意百度一下找出来看看。《516通知》理论性、思想性非常强，《十六条》则完全关注现实性、实践性、操作性。它的本质内容，就是后来实施过程中归纳出来的三个字：斗、批、改：
 
 
　　斗：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批：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改：改革（资产阶级性质的）教育制度。
 
 
　　“斗、批、改”是一个整体，如果把三项内容比作一个人，那么，“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执行资产阶级路线的有组织的物质躯体的躯干和脚手（所谓路线一旦确立，干部就是决定因素。无产阶级搞革命，搞专政是如此，资产阶级搞复辟也是如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就是资产阶级路线物质身躯的头脑或智库，资产阶级复辟和统治的思想主要都是这些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提供的；“资产阶级的教育制度”就如同资产阶级物质身躯的生殖系统，它源源不断孕育和输送资产阶级的接班人。“斗、批、改”就是阉割资产阶级的生殖系统，摧毁其头脑，消灭其物质躯体的躯干和手脚，从而建立起：
 
 
　　无产阶级当权的干部队伍。
　　无产阶级的学术权威。
　　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的教育体制。
 
 
　　斗，是文斗，不是武斗，这是《十六条》清楚写着的，此一点必须特别指出。此外，还要指出一点，《十六条》中的“反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不包括技术科学权威，《十六条》明确区分了社会科学和技术科学两类知识分子，这体现了毛泽东1957年以来形成的关于知识分子的系统思想的连续性和一致性。
 
 
三
　　要对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以执行《十六条》为标志的文革全面升级，有整体性把握，就必须先要对本次会议的特殊性和当时的整体政治态势，有一个基本的把握。这一点，即使现在资深的文革研究者，也未曾注意到，更不用说重视，一些人或许是注意到了，也重视了，却因为政治忌讳，要为后来奉为尊者的人讳，要掩盖真相，就不敢公开加以表述。总之，我在自己的阅读范围之中，没有看到相关内容。
 
 
　　会议本身的特别性在于：会议期间（8月1号-12号），党的最高会议本身和社会多管道连通在一起，最高决策层和最底层老百姓同步运动（主要是北京地区），中央最高领导人白天在大学校园，晚上在会场，或者上午在市民间，下午在会场，都是可能的；刘少奇整个会议期间都在建工学院蹲点；邓小平在人大蹲点；周恩来8月4号带了100多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中央委员到清华大学给蒯大富平反；8月6号，康生、王任重、江青在天桥剧场，参加“鬼见愁”对联学生辩论会；8月9日，王光美得知清华大学头天成立“八.八”串联会之后，立即责备他们自己人：“你们真傻，人家会串联起来，你们也可以串联起来嘛”，于是“八.九”串联会组成；毛泽东本人也曾在8月10号到中南海群众接待站会见群众……。这就是说，八届十一中全会，仿佛是一次向社会全面开放的“超大型露天广场人民群众民主大集会”，不同意见的群众派别，都可以亲自登台亮相发言或者通过自己的代理人表达自己的意见。同时这也意味着，党内最高层的机密，例如刘少奇遭受党内批判，或者林彪的讲话，被利益相关人同步散布到社会上一定范围，让相关人员和组织采取必要应对措施。这里体现的，是一种特殊的政治超级透明性和公开性。中国古往今来的历史中，如此最高决策层和社会全面互动，恐怕就此一次。凡是经历过那一段历史的人，不管你个人后来的命运变故是什么，都该为曾经经历过这样的历史而骄傲。可以说它充分体现出了古希腊才有的广场民主精神而又为古希腊广场民主所无法做到，在古希腊，民主的适应范围是一个小山头及其周边面积，就是说，发言者在山头演讲，周边的人都能听到，在这个范围内，民主是有效的，超过这个范围，民主无法做到（参见罗素《西方哲学史》和《西方的智慧》）（我前文对古希腊广场民主演变出法国大革命式广场民主和美国街头竞选民主有过扼要论述，有兴趣者回头去看）。
 
 
　　当时的整体政治态势，可以从以下关键方面得到要略：
 
 
　　第一，文革自《五一六通知》形成后开展以来，在全国大张旗鼓批判的是彭罗陆杨，而且批判彭罗陆杨主要都是在刘少奇主持下进行的，刘还在1966年6月27日于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召集各民主党派开会（邓小平主持），向各民主党派集体解释为什么要批判彭罗陆杨。他说，彭真有“浓厚的宗派情节，长期地进行宗派活动”；历史上“两次王明路线都有份，两面派，背着毛主席、党中央进行了不少地下活动，与罗杨陆共谋，北大四清，最近文化大革命与毛主席对抗”；“建国后，党内三次大事件，高岗饶漱石，彭黄张周，这次是第三次”，“彭罗陆杨搞政变，如果成功了，要民主党派出来拥护，你们怎么办？”，“这次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反对党内的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的当权派，彭罗陆杨都是党内的”，“马列主义有三个阶段，即马克思主义阶段，列宁主义阶段，毛泽东思想阶段，这是世界性的……，毛主席天才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也总结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专政胜利和失败的经验，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斗争学说。这是完全新的理论，他指导着中国胜利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也指导着世界革命斗争”。这些情形表明，刘少奇有分寸地战略性抛弃已经早就处在文革炮火下的彭罗陆杨，让自己在全国公众视野里成功脱身，灌输民主党派和全国公众一个错觉：他和毛泽东是一个司令部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他和毛泽东代表的无产阶级路线和和彭罗陆杨代表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而不是毛泽东和他各自代表的两条路线之间的斗争。毛泽东自《五一六通知》以来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之前，如上篇所说，主要是在对刘少奇进行最后的考察，没有哪怕在党内大范围公开表示过与刘少奇在文革问题上的根本分歧。这无疑是在一定程度上给全国公众的错觉背了书。
 
 
　　第二，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批评，虽然严厉，但还是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基调上进行的，并没有明确的摆到敌我矛盾上来，这是由当时主要表现为意识形态里的路线斗争的阶级斗争的特殊性决定的，此其一。其二，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并决定此后中央政治局常委日常工作由周恩来主持，不再由刘少奇主持。这虽然等于剥夺了刘少奇前期拥有的对文化大革命的主导权，也等于实际终止了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但组织上的手续履行必须要等待“九大”的召开。因此，他在常委中的排名变动，可以被中央委员们一般性地理解为对头50多天所犯错误承担必要的工作责任，是正常的暂时性的中央分工调整，即使在中央最高层也不是人人都会想到刘少奇接班人地位已经不保。其三，就全国老百姓而言，毛泽东和刘少奇已经是两个司令部的代表，那更是无法知晓，那个时候，不像现在电视普及、网络普及、手机普及、微博微信普及、海内外消息基本可以在公众之间同步传播，毛泽东借助中央文革指导全国文革开展，主要是通过报纸和广播，但报纸和广播又不能无缘无故传递刘少奇接班人不保的信息，况且，改组中宣部后，接任陆定一的是邓小平推荐的陶铸，陶铸还是新的中央文革小组第一顾问，本次会议政治局常委改组后，排在党内第四号，位高权重，一言九鼎。陶铸一直牢牢控制着关于毛刘关系的宣传基调，在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出来后，说毛泽东是“引火烧身”，之后还不惜在《人民日报》造假照片，搞换头术，制造毛泽东和刘少奇、邓小平亲密无间，没有分歧，是一个司令部战友的假象，即使到十月底，毛泽东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同意陈伯达、江青支持的“三司”，在社会上点名公开批判刘少奇之后，陶铸还是利用自己的权力不许批判刘少奇，说：“不能把刘少奇同志叫做敌人，不能喊打倒，他是国家主席，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犯了路线错误，是团结——批评——团结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大事记》）。总之，因为这种种原因，当时刘少奇的地位变动，对于刘少奇山头核心圈之外的一般党员干部和社会公众来说，完全是不可能知道的事情。
 
 
　　第三，综合以上两种情形不难看到，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党内排名改变，却留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中，继续担任着国家主席，这从一定意义上说，意味着毛泽东和刘少奇的位置进行了交换：先前是刘少奇在台前全面主持工作，毛泽东隐身在台后，现在是毛泽东在台前全面主持工作，刘少奇隐身在台后。如上所说，刘少奇的政治路线在党内一定范围受到一定程度批判，但组织路线，除了先前已经遭到公开批判的、他自己也做了战略性切割的彭罗陆杨之外，保存完好。在党内，除了最高层极少数核心人物和刘少奇山头核心层知情者外，绝大多数人依然是理所当然把刘少奇当作毛泽东法定接班人并相应采取政治行动，党内人士都懂得，宁愿犯路线错误，也不能犯组织错误，犯了路线错误，说几句不着边际的检讨话，自我批评一下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就蒙混过关了，而要犯下组织错误，就是跟错了人，那是要被正确派撸掉权力，削职为民的。既然认定毛刘还是一体的，那么紧跟毛泽东的政治路线，就要紧跟刘少奇的组织路线，紧跟刘少奇的组织路线，也就是紧跟毛泽东的政治路线，除非他们公开决裂。至于党外公众，则当然还是把捍卫刘主席视同保卫毛主席。
 
 
　　这个局面，对于毛泽东全面深化文革，全面实现文革战略目标，十分不利；对于刘少奇来说，则是好得不能再好，因为它意味着刘少奇行动起来比先前更为灵活方便，更为自由主动，这个保存完好的组织路线，可以名义上为毛泽东路线服务，实际上为刘少奇路线服务，这恰是当时许多人和现在许多人还不明就里的窍门：在头50多天里，你毛泽东不是一方面操纵学生反对我，另一方面把我殚精竭力维护稳定局面的工作，说成是搞白色恐怖吗？那么，此后将要发生的一切事端，红色恐怖也好，白色恐怖也好，不管责任是我的（我打着你的旗号，操纵一切可以操纵的力量来干，所谓打着红旗反红旗），还是你的，就要统统记在你毛泽东的名下了，“我反正权力还在手，我就敢骂人，骂完了，我挺着肚子，像无产阶级的样子下台，不能像狗熊一样”（时任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的谭政文之子、反动“血统论”主要理论家、刘少奇的铁杆支持者谭力夫之言，详后）。今天的官版历史，甚至民间主流看法，不正是这样地把那以后发生的所有坏事情，记做“浩劫”，一股脑儿扣在毛泽东头上吗？（当然还拉林彪、江青等人陪绑）。实际发生的事情的确就是，刘少奇依靠新的表面不利实际更有利的位置条件，盘踞党内最高决策层，在台上，又在台下，在党内，又在党外，全方位充分发挥其早年做学生运动领袖和地下党领导人时期积累起来的斗争经验，灵活利用其在党内保存完好的组织路线和刚刚兴起就得到毛泽东无条件大力支持的红卫兵运动，还毛泽东以颜色，使此后几个月的文化大革命基本无法按照《十六条》确定的“斗、批、改”方向展开，后文做展开论述将陆续提供历史证据材料，这些材料十分清晰显示，刘少奇的政治地位的变动总是和社会动乱保持密切的关联性：刘少奇的地位越下降，越远离政权中心，他和他的团队就越垂死挣扎，就越在全国制造更大的动乱，而打着红旗反红旗，支持刘邓的黑帮红卫兵（主要是西纠、海纠、东纠）的行为就越发残暴，12月初更是重新组合并集结，组成全国高干子弟的“联动”组织，喊着“刘少奇万岁”，“油煎江青”，“火烧中央文革”，“毛主席对不对，十年后再说”等口号，大肆制造打砸抢事端，还数次借故冲击公安部（严加其《文革十年史），详后）。
 
 
　　此外还必须交代的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由周恩来主持政治局常委日常工作，于是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和陈伯达为组长的中央文革，成为两个新的权力中心，一般可以看作，中央文革“抓革命”，周恩来的班子“促生产”。但是，实际情况则远为复杂。周恩来在红卫兵大规模“破四旧”期间，借助毛泽东的准许，保护了大批民主党派人士，在社会上赢得了广泛的赞扬，几个月时间内积累了新的巨大社会资源，社会声望因此大大提高；又在刘少奇的权力于1966年10月至11月被最后终结期间，利用自己儒家君子的人格魅力和高超的政治斗争技能，成功收编刘少奇体系的残部，因此大大巩固和壮大了自己在党内的老干部体系。自那时以来，这个体系就是毛泽东继续推行文革战略的最强大的正反双面力量，毛泽东的“反周，人民必反”的判断，绝不是自灭威风。对毛泽东来说，重用周恩来，总体来说是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一个“负面成就”，并且不是能以其他备用方案替代的（专谈周恩来的时候详谈）。在1967年1月风暴开始后，老干部依托周恩来，以“二月逆流”为标志，以抵制中央文革中江青、张春桥等人的极左行为为名，公开地集体干扰毛泽东文革战略，他们的干扰完全不同于刘少奇的方式，因为他们中很多是握有实际兵权的老帅，他们背后支持别人“亮出的家伙”，就不是“联动”分子的匕首、砍刀、弹弓、砖头、小黑牢房之类，而是枪炮、坦克、军火库、甚至封锁铁路，抢夺军用物资等等（详后）。
 
 
　　毛泽东发动文革就是一个人“肩住黑暗的闸门”，让劳动人民到光明中快乐地自由地成长和生活。看了以上我的交代，再认真反思此后实际发生的全部历史，但愿我的读者能对毛泽东实际肩住的那扇“黑暗的闸门”到底是什么能有些具体的感悟。
 
 
　　（待续）
 
 
　　2012-12-2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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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像qysyp LV62楼
河蚌相争，渔翁得利！理想和现实的碰撞是如此激烈！
2013-6-9 15:09:23
头像qwe LV53楼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一个战略目标就是要通过摧毁其组织路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发动文革就是一个人“肩住黑暗的闸门”，让劳动人民到光明中快乐地自由地成长和生活
右而左：五洲震荡风雷激（下-中） 1966-1976（8）
四
　　做完了以上交代，再来回答开篇就提出的问题就容易了：何以在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之后三个多月时间内，在毛泽东已经完全回归中央一线重新执握最高权力的情况下，两条路线的斗争，不但没有偃旗息鼓，反而更加激烈和复杂，并且是从组织路线层面的大展开，把社会中各种人群都卷入，出现一种实际超出所有人想像的混乱政治局面？在这种局面下，各种学生团体、群众团体和其他社会团体，纷纷公开结成，彼此抱团起来，互相“斗、斗、斗”，进而发展起各种派性组织，把“斗、斗、斗”推向新的阶段，仿佛文革原来的目标失去了，或者说它原来的目标就是“斗、斗、斗”！改开以来写出的文革历史，似乎也是故意给人造成“文革的唯一目的就是斗、斗、斗，为斗而斗”这样一种印象，还把毛泽东早年的“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改为“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来做理论上的论证。
 
 
　　开篇也指出：“这一局面中的一个十分特别的关键角色是红卫兵” 。红卫兵运动在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这个时期的两条路线斗争决战中，的确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的确是打开很多“问题大门”的钥匙。
 
 
　　根据现在的普遍看法，第一个红卫兵组织，是在聂元梓的大字报贴出后仅仅四天，即1966年5月29日，于清华附中诞生。当时的红卫兵说：“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我们坚决洒尽最后一滴血”。大约一个月后，即6月24日，他们贴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大字报，号召中学生“敢想、敢说、敢闯、敢革命，一句话，敢造反”。红卫兵思潮与当时反工作组的造反思潮结合在一起，给工作组带来麻烦，于是红卫兵一诞生就成为了工作组的眼中钉，在刘少奇的指示下，工作组在“反干扰”运动中，把打击一些中学仿效清华附中成立的红卫兵组织，当作文革的重点工作之一，还把它们定性为“非法组织”，“反革命集团”。清华附中红卫兵带头反抗工作组， 7月4日贴出《再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重申他们的“造反理论”。与此同时，一些高校学生开始仿效中学红卫兵，组织起了类似红卫兵的“战斗队”，参加到反工作组的运动中。
 
 
　　这就是说，红卫兵这个新生事物一出现，刘少奇就是反对的，要将其扼杀，而此时的红卫兵并不知道这一点，他们以为压制他们的，只是错误执行了毛主席和刘主席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正确路线的工作组，那个时候，文革刚开始，全国上下都是把毛泽东和刘少奇看作一个司令部的，红卫兵也莫不如此，在他们心中，保卫毛泽东，保卫党中央，当然也就包含着保卫刘少奇，不分彼此。
 
 
　　7月18日毛泽东回京，此后一周，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受毛泽东委托，到学校表达对学生反工作组的支持（参见上篇）。学校文革形势由此发生逆转，红卫兵受到鼓舞，清华附中红卫兵于7月 27日贴出《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大字报加以响应，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我们，毛主席最最忠实的红卫兵……，既然已经把反造起来了，那么就一反到底”。
 
 
　　1966年5月29日到8月1日之前，红卫兵这个新生事物因为遭到刘少奇的打压，诞生那么早却仿佛藏在闺中无人识，8月1日毛泽东写信公开支持红卫兵，不久，红卫兵三个字就传遍五湖四海，终于“露峥嵘”起来了。《五一六通知》明确要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毛泽东对红卫兵的支持，就体现了这一点，并且自此开始，在整个文革期间，毛泽东都是一直在倡导保护在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和在人民群众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社会实践中实际诞生的新生事物。
 
 
　　刘少奇和毛泽东两人对待红卫兵这个新生事物的不同态度和立场，反映出的是两个人治国方略本质上的对立。文革在后来官版历史写作中，被解读为毛泽东借故打倒刘少奇，刘少奇一开始就反对红卫兵，而毛泽东则一开始就支持红卫兵，后来红卫兵还确实成为了斗争刘少奇的主力军，刘少奇打倒之后，红卫兵高潮退去。于是，“毛泽东利用红卫兵，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达到目的之后，就卸磨杀驴，过河拆桥，抛弃红卫兵”的“严密逻辑链”就顺理成章建立起来了，更进一步，“刘少奇是共和国第一冤案，红卫兵公然践踏宪法，残酷迫害、折磨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红卫兵就是法西斯”的笼统结论，就更是“合乎情，在乎理” 了。
 
 
　　毛泽东的确是光明正大地支持了红卫兵运动，正是因为他的这种支持，红卫兵运动才壮大并成为文化大革命这个大运动中的一个次级运动，贯穿整个文革历史，而不只是嵌在和刘少奇做路线斗争的那一小段文革历史。因此，红卫兵运动反过来的确是了解整个文革历史真相的一个重要侧面，要从这个侧面了解文革真相，就非要首先恢复红卫兵和红卫兵运动的真相。
 
 
　　毛泽东“支持红卫兵造反”和“利用红卫兵达到不可告人目的”是完全不同的，他支持红卫兵运动代表了他对于新生事物的肯定和赞扬，符合他一贯的思维方式和行动准则。而且，杜勒斯把消灭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希望，寄托在年青一代，毛泽东相应地要青年一代在新的特殊形式的革命中得到锻炼，把取得的经验和认识，告诉子子孙孙，代代相传（《毛泽东传1949-1976》），让杜勒斯们的希望破产，所以就支持青少年的敢想、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精神，这没有可指责的地方。
 
 
　　而且，毛泽东根本从来就没有抛弃过红卫兵。刘少奇在10月份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被最后终结权力，红卫兵运动却还是一直继续向前发展，即使有后来红卫兵中的逆流“联动”组织在1966年12月至1967年5月期间为非作歹，被绳之以法，红卫兵运动还是没有遭到毛泽东的取缔，更为关键的是，1969年的“九大”的召开，标志着刘少奇时代的完全终结，文革从偏离《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的方向上，最终完全回归到《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方向上，即最终从上层建筑方面确立下来社会主义制度，保护早先已经确立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的目标基本实现，红卫兵还是没有遭受取缔，反而是在法律程序上完全合法化了，成为正式的学生组织，任何中学生通过正式申请，经过一定的正规手续和登记，就可以加入红卫兵。合法化的红卫兵，担负起新时期的新任务，为继续巩固文革成果，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目标，继续“斗、批、改”，但方式方法已经完全不同于文革高潮中的情形。那时候，红卫兵组织遍布当时一切中学，红卫兵参与全面落实“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五七道路”教改思想。凡是70年代初期进入中学的，很多人都当过那个时候的红卫兵。
 
 
　　这就是说，毛主席到死的时候也没有抛弃红卫兵，更不是什么利用红卫兵打倒刘少奇，而是对红卫兵寄托着刚说到的反修防修的期望——这是他发动文革并支持红卫兵运动的初衷之一。抛弃红卫兵的恰恰是其他曾经真正利用了红卫兵，又怕后人知道真相的人。他们在毛泽东逝世不久，就立即否定文革，并在1978年取缔红卫兵组织（顺便取缔的还有小学里的红小兵组织），把关于红卫兵运动的真相急急忙忙封存起来。因此，我们就看到，现在的官方历史，关于红卫兵运动没有具体细节，只留下“毛泽东支持红卫兵”，“八次接见红卫兵达1100多万人次”，“红卫兵疯狂破四旧”，“毁灭文化”，“抄家”，“打人”，“红卫兵肉体折磨刘少奇”，这些简单片段勾勒的表面事实，给后来人以强烈的感情冲击和完全扭曲的历史画面。
 
 
　　到底谁或者什么组织在利用红卫兵运动，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红卫兵在毛泽东和刘少奇的两条路线斗争中发挥怎样真实的作用？红卫兵运动中出现的少数异端红卫兵的极端行为是否能代表红卫兵运动的主流？红卫兵运动到底有没有历史进步意义？它与宪法规定的人民群众的结社自由、言论自由等是相吻合还是相违背，是该无条件取缔还是该像文革晚期那样，引导为一种合法的学生群众组织，让它发挥比学生会更重要的作用？这些基本问题一旦得到回答，红卫兵运动的大致真相也就出来了，刘少奇的政治命运的最终完结也就有了相应的答案，甚至，文革后一些人为什么要简单武断彻底否定红卫兵运动，急不可耐掩盖红卫兵运动真相，进而坚决取缔红卫兵也就不难理解了。
 
 
　　我这里不打算，也没有必要全面论述红卫兵运动，只需要突出关注红卫兵运动高潮期，也就是谈到的这个毛刘两条路线的决战期，封建“血统论”对红卫兵运动的邪恶影响，这一影响使红卫兵运动复杂化，并生出一股最后发展为“联动”组织的恶性逆流，这个组织的唯一目标就是破坏文化大革命，誓死保卫他们的父辈权力。显然的事实是，谁支持封建“血统论”，谁就是在利用红卫兵达到自己或者自己所在利益团体的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明白了这一点，其他相关事实和真相也就不言自明了。
 
 
五
　　要把这个期间红卫兵运动的健康发展如何遭受“血统论”的毒害写清楚，不是我这篇文字的一个或几个小节能胜任的，除非我用抽象的语言来完成，我可以这样做，但这样做对于绝大部分的读者来说，毫无益处，而且，一些根本不知道历史唯心主义和辩证历史唯物主义为何物的人，惯于把基于实际材料，通过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分析，得出的结论，叫做唯心主义。所以，我这里还是避点嫌，尽可能多用一点文字，运用较多的材料，写出较丰富的内容来。
 
 
　　“血统论”的主要代表性言论，首先是号称“鬼见愁”的对联：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
 
 
　　后来气急败坏的“联动”组织，更把“基本如此”发展为“绝对如此”。对联是封建时代“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翻版。
 
 
　　其次是谭力夫的两篇文字，一是他的《从对联说起》——这是他8月12好贴出的针对江青8月6号天桥剧场讲话反对江青意见而写出的大字报；二是他的“8.20讲话”——这是刘少奇的权力被削弱的基本事实在高干圈子一定范围不再是秘密，毛泽东8月18号首次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之后仅仅两天，谭力夫在北京工业大学学生辩论会上，就如何对待工作组态度的一个长篇发言，公开地断章取义毛泽东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某些言论，明目张胆地为刘少奇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被削弱权力打抱不平，暗中却是旗帜鲜明的反对毛泽东及其关于文化大革命思想（详下）。
 
 
　　“血统论”对联初次现身高校时间是在7月29日，即刘少奇、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遭到毛泽东的冷遇，刘少奇不承认派工作组有错误，邓小平用“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为自己错误做辩护的那一天。它一出现，中央文革小组里的陈伯达、江青等人就看出了问题的严重性，感到来者不善，感到那是在专为保护将要被斗垮的包括刘少奇在内的资产阶级当权派制造舆论。于是，8月2日，陈伯达建议学生辩论双方将对联改为：
 
 
　　“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
 
 
　　陈伯达的建议，遭到“鬼见愁”对联支持者的高干子弟方的疯狂反对。这一天，北航附中学生还组织了近千人到清华大学游行示威，高喊“鬼见愁”对联。此时的陈伯达等人，显然只能做修改建议，不能强加意志给支持对联的学生，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深深的陷阱，按照刘少奇等人坚守的传统的阶级斗争观点，那些支持者他们本身都是革命后代，他们打着“造反有理，革命无罪，保卫红色江山”的旗号，表面上与毛泽东倡导的文革精神也一致，当然就不能压迫他们改变观点，否则就将成为新的“镇压学生运动”的刽子手。
 
 
　　那个时期毛泽东阶级斗争观点早已有重大的新变化，已经从传统的针对地富反坏右的阶级斗争理论，发展进化到社会主义社会“反修防修”的新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详见系列前文关于《九评》的内容简介），就是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不是把按早先革命需要划定的地富反坏右，当作主要的阶级敌人来对待。这是完全不同于刘少奇等人的传统阶级斗争观念的。
 
 
　　跟不上毛泽东思想变化的不光是刘少奇、邓小平，而是几乎全部革命老干部，军队老干部队伍，包括朱德、周恩来、贺龙、陈毅、叶剑英等等、也包括林彪和他手下的那些大将们，他们头脑中是传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观念，而现实中是要执行他们并不理解或者不愿意理解的毛泽东的新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他们还不能公开地反对毛泽东本人，因为他们观念世界里到处都是儒家传统的“珠宝首饰”，按照传统儒家君臣思想（毛泽东早已超越了这种思想，并不把自己当作君，而是把自己看作真正的贫苦人民的代言人），他们谁也不愿，也不敢，背上“不忠”的名声，于是不少人“理解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就是在这样一种复杂的心理动机和现实权益的冲突中，多数人都无法摆平政治天平。这是后来复杂局面必然出现的重大的、关键的政治和思想基础。
 
 
　　毛泽东从自己的新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出发，一直都在考虑国家权力交给什么样的人，才能保证社会主义长期继续下去，但是，怎么交接权力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组织性工程，需要慢火细工，毛泽东本来想走传统道路，完成这个权力交接，文革前和文革开始之初，几番尝试之后，完全做不到，才考虑其他方案。因此文革的一个核心目标，就是要对此作出探索（后文谈工人造反派夺权时详谈）。毛泽东的政治对手刘少奇和他的团队，显然对毛泽东的这个探索交接权力的战略非常清楚，决不是他们的托词表达的“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因此，从“血统论”出台的时间吻合在他们受到毛泽东严厉批评，有丢掉权力的忧患的时候这一基本事实来看，对联绝不是他们那些单纯的孩子们的思想，谭力夫的两篇文字也绝不是谭力夫自己的观点，而是刘少奇团队动员力量抵抗毛泽东权力交接战略的理论动员工具。
 
 
　　“血统论”对联，表面上是保卫红色江山，保卫党中央，实际上是利用传统的“红色血统”，来反对毛泽东的权力交接战略思想，坚决不让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更不让废除“走资派”的权力。对联的炮制和推销者，在进一步结成毛泽东公开支持的红卫兵学生组织，具体贯彻“血统论”的时候，非常策略地把工农子弟拉进去做掩护。当时在校的普通工农市民家庭的孩子只有不到20%，其他都是干部子弟、有钱人家和地富反坏右的子弟，按照他们高干家庭青少年纨绔子弟的本性，是必然排斥地位卑贱的工农子弟的，而不是和他们打成一片，这从他们的结亲婚姻情况就大体可以看出眉目。他们拉普通工农子弟进来，对于他们自身没有实际物质的好处，但有丰富的政治象征意义。这一高超的政治手腕，决不会是他们那些毛头孩子自己能想得到的。所以，江青在得知有一些学校成立具有欺骗性的“工农革干子弟”协会（“贫协”）之后，就于8月4日在北大向学生善意指出：“我怀疑又有什么人在叫你们上当了”。 8月5日，就是八届十一中全会进行到第五天，毛泽东写出《炮打司令部》的当天，周恩来也亲自到清华大学，指出：“贫协不是我们党的政策”。这就是说，刘少奇一方知道了毛泽东的战略，毛泽东一方也知道了刘少奇的反制策略，而组织上跟毛、思想意识近刘、总体政治中立的“儒相”周恩来，也是十分清楚刘少奇这一方反制毛泽东那一方的策略的，主动出来给毛泽东一方站岗，如果不这样，他也就不是“儒相”了。
 
 
　　8月6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会场上，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路线斗争达到最为激烈阶段，在会场外，高干子弟，其中就有刘少奇的女儿，则在天桥剧场设陷阱，恶意让文革小组另一位副组长、刘少奇的心腹大将王任重，拉江青、康生到会，试图让江青、康生落入他们的圈套：按照他们的“血统论”来说，江青是红色领袖毛泽东的夫人，“血统”是最高贵，她一旦支持“鬼见愁”对联，他们高干子弟就可以更加有恃无恐，打着红旗反红旗，还可把一切恶行的责任推给她；她一旦反对“鬼见愁”对联，他们就可以说她是红色江山的背叛者，是革命队伍的叛徒，进而可以说她压制革命造反派。
 
 
　　江青坦然赴会了，她首先声明：“自己人说错了话，做错了事，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错了，我们就改嘛，我相信你们是不会捉我小辫子的。不过，我说错了，你们告诉我，我改”。随后，她复述了文革《十六条》的任务“斗、批、改”，肯定学生是革命者，“革命者就都要有勇气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还问学生知不知道“鬼见愁”的出处，学生答“不知道”后，向学生指出了“鬼见愁”对联的来源是旧京剧《连环套》窦尔敦对黄天霸说的，他唱：“老子英雄儿好汉”（注意：前文说过，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都是传统京剧，才子佳人戏剧的支持者，反对江青的京剧戏剧改革，当然也就都知道这个《连环套》和窦尔敦的唱词，所以我敢说，“血统论”对联不是出自他们的孩子，而是他们集团中的某个人），然后建议学生还是接受早先陈伯达的意见，将对联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造反，理应如此”，并指出，看一个人，第一要看其阶级立场，第二，不要唯成分论，这是指某个阶级的个别分子背叛原来的阶级说的。第三，重在政治表现，不要看表面。
 
 
　　江青的以上意见，完全符合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新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原理。江青还谈了其他几点意见，包括要有马列主义修养，要走群众路线，依靠群众，依靠群众的大多数，“先锋队脱离了大队就糟糕了”，革命者要有批判和自我批评的精神，要民主，“要大家充分发表各种不同意见，不仅要听和自己意见相同的意见，还要听相反的意见。这样，经过反复讨论，才能得出结论。没有民主，哪来的集中呢？民主集中制要在民主基础上，经过充分讨论酝酿，集中起来然后统一行动”。
 
 
　　江青讲话条理清晰，立场坚定，原则鲜明，不妥协，却又亲切和善，无懈可击。这让造政治陷阱却还政治上青涩的高干子弟无地自容，以至于江青发表完讲话，已经表明立场和态度之后，还蛮横无理要江青用“反对”还是“支持”的非此即彼的答案，给予最后的回答。
 
 
　　江青的讲话第二天就被江青的支持者贴到北京工业大学等学校去了，这激怒了江青讲话的反对者，他们每见到一次，就撕掉一次，决不让江青的讲话在学生中流传，曾任最高检察院副院长的谭政文的儿子、北工大三系三年级学生谭力夫出马了。
 
 
　　8月12日，也就是江青“8.6讲话”一周之后，也就是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的那一天，也就是刘少奇在党内排名位置发生变动而不为外界所知，只为高干圈子内部所知的那一天，谭力夫针对江青“8.6讲话”的大字报《从对联说起》贴出了。这个整整一周的时间差，和大字报进入公众视野的时间，吻合在刘少奇党内核心权力丧失的当天，实在是令人回味。它说明，谭力夫的这篇大字报是经过高人指点，反复推敲，深思熟虑的，是否贴出，何时贴出，都是精心考虑过的，是一份暗中指导支持刘少奇的高干子弟，联合起来对江青等进行斗争的纲领性文件，那个时候，他们不敢公开反毛泽东，否则失去合法性，自己玩完，也不敢公开反对江青，就来暗的，到后来11月份，刘少奇权力没有了，他们还是为了合法性，不敢公开反毛泽东，才公开反江青，到12月和次年一月份，他们就要“油煎江青”了，还说“毛主席对不对，十年后见”，从他们这个反江青的过程和力度不断增强，就可以看到刘少奇团队和他后来的代理人团队是如何不断地深入地干扰和破坏文革的。
 
 
　　谭力夫《从对联说起》开门见山就说，“血统论”对联“大长好汉的志气，大灭混蛋的威风，有人说它‘糟得很’，我们要大声疾呼‘好得很’”。谭力夫别有用心政治运用毛泽东说过的“好得很”和“糟得很”，并通篇滥用毛泽东的其他教导，如“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还模仿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语调，写出诸如“岂不发人深思吗？”，“何其不公啊？”的句子，策略地否定江青的讲话，拒绝江青提出的按陈伯达的意见修改对联，还打着辩证唯物论者的旗号，呼吁把“鬼见愁”对联精神和他的歪理邪说“提炼为政策，上升为本本和条条”。他说：“我们是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我们尊重唯物主义，尊重辩证法，什么意思呢？就是尊重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尊重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和首创精神”，“我们的办法，如果有一些道理，那么就可以被提炼为政策，成为将来的本本和条条的内容，如果不对，我们将在实践中修正”。他这里的“尊重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首创精神”等都是《五一六通知》中批判彭真压制革命左派时用过的语言或基本意思，而“在实践中修正”，也是毛泽东一贯倡导的思想，江青还在8月6日的讲话中说到过的。
 
 
　　总之，谭力夫这篇大字报，在理论上开创了“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先河，是最经典的“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理论代表作，是对当时阶级斗争和革命的意识形态的公然篡改，并用反动的“血统论”加以取代。在我看来，后来的“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的“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作品，也不具有他这篇大字报的煽动性。
 
 
　　谭力夫针对江青“8.6讲话”的大字报出笼后，很快在北京各级学校学生中风传，引起巨大的轰动，成为北京干部子弟红卫兵组织的绝对指导思想。它在学校高干子弟红卫兵组织里是已经上升为“条条本本”了，它在中央文件里虽然没有上升为文字的“条条本本”，但在实际组织斗争操作中上却是被刘少奇路线上的人上升为无字的“条条本本”了，尤其是他借用的毛泽东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毫无疑问后来成为刘少奇组织路线的“共同行动纲领”，他们团结一致，对毛泽东毫不退让，向毛泽东大搞“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 ，毛泽东只要“不退让”，那就让“团结亡”，即分裂全党，以此政治手段来集体保他们自己的官位。红卫兵派斗，后来的工人造反派派斗，都是刘邓路线的人及其代理人挑动起来的（后文详谈）。
 
 
　　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首次接见红卫兵，中央最高层领导，包括刘少奇，邓小平，悉数出席。在这此接见活动中，天安门城楼毛、林、周、刘、陶（铸）、邓等人的互动，微妙透出刘少奇“靠边站”的信息，它可能被极少数政治敏感的社会人士捕捉到了。在这样一种情形下，谭力夫再次出马，用绝对直白煽动性语言，公开挺刘保刘。这就是上面提到的谭力夫“8.20讲话”的背景。8月20日，离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仅两天之隔。
 
 
　　谭力夫“8.20讲话”，同样披着“毛泽东思想”的外衣，如他说：“阶级和阶级斗争思想，就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他同样引用《五一六通知》的观点，表达自己相反的真实意思，《五一六通知》里有“阶级社会里，没有什么自由平等博爱，只有阶级斗争，你死我活”的思想，他则说：“在阶级社会里，哪里有什么平等博爱？我们有多少哥哥姐姐小弟弟小妹妹，刚一出生就惨遭敌人的杀害，叫做斩草除根。现在我们对你们的老子专政，实行了仁至义尽的改造政策，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他们的子弟也可以上学，表现好的可以入团，入党，你们还要怎样？你们搬出这套平等博爱的垃圾来讲，我看还是到厕所里去讲。一讲就是团结，怎么一种团结法呢，斗争中求团结！去把你们斗了，七斗八斗，斗得你们背叛了家庭，改造了思想。我们就团结了。拿块糖，哄你来革命？有人说要讲究策略。该孤立的孤立，孤立完了。看有可能团结再团结。我看这就是最大的策略”。
 
 
　　谭力夫在发表了以上高论之后，话锋一转，说：“我看少奇同志说得对，只要我们下台，让他们上台”……“我们下台，你们上台。你们不作出个样子来，看来我们也不下台。有的人说，我们有的同志不敢领导了，我才不理这一套。反正权力还在手，我就敢骂人，骂完了。我挺着肚子，像个无产阶级的样子下台。下台也不能软骨头，不能像狗熊一样，不能给无产阶级丢脸”…… “少奇同志说，‘半年不上课，白吃饭让我们干什么呀？是让我们干革命的，不是扯皮的’。有人对黑帮不恨，彭真的‘重在表现’给他们那么多甜头，怎么恨得起来。可是，对工作组，对一些老革命同志，却恨之入骨。对斗工作组比斗黑帮还来劲。知道哪一个干部犯了错误，就高兴得不得了。大有雀跃之势。看着共产党的干部犯错，你高兴什么？他妈的！（有人喊：骂的好）”。
 
 
　　此处要特别提示，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不是如《党史》写的那样，只听毛泽东训斥，而是和毛泽东发生了严重争吵，说“老虎屁股摸不得，就要摸，摸得人家舒舒服服”（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叶剑英帮腔：“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毛泽东传1949-1976》。刘的妻子王光美说这是刘少奇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和毛泽东正面冲突，姑且认可王光美之说，那么暗中冲突，侧面冲突有多少次，都是怎么冲突的呢？对照这些和刘少奇组织路线上的许多人先前的做法和现实的处境这个大的明亮的政治背景，理解谭力夫的以上讲话的明的和暗的真实含义就更容易了。
 
 
　　谭力夫这个讲话很长，以上只是一部分内容。全文口头发表，因此无论文采，理论功力，都比他自己一周多时间前深思熟虑的《从对联说起》大字报，差了档次，却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反毛反文革依然披着伪装，挺刘保刘则完全是用直接的白话表达出来，旗帜鲜明，不再是含含蓄蓄，因此煽动性也就更强，有人不久就根据他的讲话结合“血统论”对联，谱出了歌曲，唱道：“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革命的，就过来，不革命的，就去你妈的蛋”，诸如此类。
 
 
　　高皋、严家其《文革十年史》说，【谭力夫的讲话很快风靡北京，几乎所有的学校都用红纸转抄，而且张贴在路人皆过的要道旁】。《文革十年史》是80年代写文革的开山之作，那时他们还不敢十分大胆诬蔑毛泽东，只好大肆批判林彪、江青，猛烈赞扬刘少奇、周恩来，很多内容不能说是在写历史，只能说是写类似那个时候流行的纪实小说：基于一点原始材料，然后就大肆运用“伤痕笔法”，渲染“文革受害者”的悲壮受难（其实多数时候他们是主动的加害者，不过遭到毛泽东的反击而被打倒而已）。显然的是，高皋、严家其当时还不知道哪些内容该写，怎么写，哪些内容不该写，必须抹掉，因此整个著作互相矛盾的观点，不能自圆其说的张冠李戴的结论，到处都是。好在这部著作，还是为我们后来人留下一些珍贵的原始材料，可供我们现在做理性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其中有这样的一段记载：
 
 
　　【谭力夫讲话的对外地的影响就更大了。它一出笼，便被长途电话和航空信件传递到全国各地。从长白山到海南岛，从东海之滨到云贵高原，几乎无处不流传着谭力夫的讲话。以福建为例，那里的省、市负责人都认为“讲话”写得很好。在省委指使下，在不长的时间内，全省就复制了几十万份“讲话”，并有新华书店发行到工厂和农村。有的单位规定，每天学习讨论四个半小时“讲话”，不少人被谭力夫讲话迷了心窍，纷纷改名“力夫”，仅福州市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就有五个人易名】
 
 
　　我必须再次提醒我的读者，当时刘少奇虽然已经失去高层绝对权力，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改组政治局常委的消息，却没有在全会公报中向社会披露，社会公众（除了上面不久刚说的极少数特别政治敏感者外）完全不知道毛刘已经政治上开始决裂（另参见前文有关交代），那些不知道毛泽东和刘少奇已经路线上分裂的一般学生，就完全被谭力夫的讲话牵着鼻子走，还以为跟着谭力夫干，保卫刘少奇就是就是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这正是谭力夫要达到的效果，为了这样的效果，他才挺刘保刘不再含含蓄蓄，反毛却还要用毛泽东的教导来伪装，不这样，在当时条件下就完全达不到把水搅浑，借以挺刘保刘的效果。
 
 
　　这样一来，就看到一幅十分滑稽的场面，就是陈凯歌，姜文等人的电影图解文革拍出的一种景象：中学军干子弟红卫兵，为了表示血统高贵，把父辈的旧军装与红卫兵袖章配在一起，穿戴打扮起来，嘴里则是“老子”，“小子”，“狗崽子”，“混蛋”之类的流氓语言，十足一个个小军阀，小流氓，小恶霸的样子，大有其父辈未经过毛泽东治军改造之前的旧军阀、旧兵痞的风范。
 
 
　　他们一“高贵”起来，就有人要倒霉了。从7月底决定撤销工作组到这个时期，学校工作组貌似没有了，而实际上，整个刘邓人马已经在王任重的责令下，工作组撤销后2-3天之内，迅速组成“文化革命临时筹备委员会”一类的机构，抢占继续开展的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还从军队里大批调去军人担任所谓联络员，另外还派出巡视员，监察员，一些原工作组成员留在“临筹委”里，一些已经在学校名声很臭的，则调到别的地方，或者高升到上面的领导机构，如谭力夫所在的北工大原工作组长杜万荣，就上调北京市任“文革办副主任”，谭力夫在讲话中曾为杜万荣辩护并力保杜万荣，说：“你就是说的天花乱坠，我也还是喜欢杜万荣”。在谭力夫讲话号令下，在这些抢占了学校领导权的刘邓路线的人员协助下，各级学校高干子弟几天之内就开始大规模结成各种跨校红卫兵组织，如“西纠”、“海纠”、“东纠”（中学），“一司”、“二司”（大学），按照谭力夫引述刘少奇的话教导的那样，开始斗“黑五类”、“黑七类”的“刘少奇式革命”了。“非红五类”【被红卫兵集中在一起看报、学文件，上厕所都要向红卫兵看守请假，回来稍迟一步，不是遭白眼，就是遭训斥……，不久北京学生下乡帮助农民秋收劳动，成了谭力夫讲话中“对黑七类子女要七斗、八斗，斗得他们背叛了家庭，然后才可能团结”的实验场。非红五类的出身的被编在一组，由红卫兵组织认为最厉害的同伴带队，每天甩着皮鞭吆喝着他们，用最龌龊的语言辱骂他们，让他们干最脏、最繁重，甚至最力所不及的活……红卫兵自己还高喊着“自来红万岁”……】（同上《文革十年史》）。果然，一些“黑五类”和“黑七类”最终斗到挺不住，就举白旗过来了，这些人当时遭到宁死不屈的另一些“黑五类”和逍遥派、观潮派的嘲笑。
 
 
　　问题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谭力夫的这个讲话，如上引述高皋、严家其文字表述的那样，基本上被当时还占据着各级领导位置的人当作了“中央文件”下发给全国。因此在全国同时兴起类似北京发生的翻天巨浪。
 
 
　　这些事实，无可争辩地说明，高干子弟谭力夫、深知刘少奇地位不保的谭力夫、其父曾随时可以见到并聆听刘少奇训示的谭力夫、口才滔滔的北工大三年级学生谭力夫，等于是在高干们的操纵下，以和同学辩论为借口，为不再方便出面直接发指示的刘少奇，精心炮制了这样一个“讲话”，借刘的组织路线，代替刘少奇本人，向刘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上的全国战友们，发出了总动员令，让他们通过这个“讲话”，全面领会其精神，全国协力，制造社会动荡，用各种方式把毛泽东支持的红卫兵运动推向极端。
 
 
　　当时全国人民群众、革命干部、军人、知识分子（包括青年学生），比稍前说的高级干部、高级军队领导人，更远不能明白毛泽东当时在《五一六通知》所表达的“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不破不立”等思想到底何所指（即使几十年后的今天，还是有很多人不明白），因此谭力夫讲话对于普通公众中发挥的混淆视听的作用，以及扛着红旗反红旗的隐蔽性，是当时一般公众几乎没有人能够马上识别的。
 
 
　　如果谁还不知道什么叫做“打着红旗反红旗”，那么不妨百度出谭力夫的以上两篇文字看看，由于有几十年的历史发展正反两方面做注解，这个“打着红旗反红旗”就再也没有什么神秘可言了，现在读来，不论其他，单是其宣扬的“血统论”的反动性，也更加昭然若揭了。根据“血统论”观点，曾经革命过的人，无论变质堕落与否，就是“自来红”无产阶级，就继续有革命的专利，就可以不许其他人革命，就可以随便把其他人打成反革命，要他们屈膝下跪，就可以对他们“七斗、八斗，斗得他们背叛了家庭，改造了思想，就可以团结了”。这些歪理邪说，与《五一六通知》精神和《十六条》精神背道而驰。《五一六通知》讲的阶级斗争主要是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斗争的对象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夺权派，而谭力夫煽动的阶级斗争就是那种拿枪革命谋求政权的年代里的阶级斗争，阶级斗争的对象，就是50年代就划定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而且不管他们改造好了，还是没有改造好。谭力夫这个思路和刘少奇自1962年以来的想法和做法完全一致，简直就是刘的翻版。刘自1962年以来，一直到“社教运动”，文革头50多天，都是惯用传统阶级斗争的观念和手法，一说阶级斗争，就把目标对准50年代初划阶级成分时划定的地富反坏和1957年反右中确定的某些右派，而且不管他们改造好了，还是没有改造好。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全国还把刘少奇看作毛泽东同一个司令部里最坚定的无产阶级领袖的时候，谭力夫“讲话” ，在被刘少奇路线的忠实信徒们，和其他“血统论”奉行者，转发全国之后，不知道蒙蔽了多少善良的人，更不知造成多大的危害。这也是我前文为什么要做一个长篇交代，特别地从各个方面强调，刘少奇的组织路线保存完好，全国不知道毛泽东和刘少奇已经实际发生根本性分裂，刘少奇在利用时间差，并说：“实际发生的事情的确就是，刘少奇依靠新的表面不利实际更有利的位置条件，盘踞党内最高决策层，在台上，又在台下，在党内，又在党外，全方位充分发挥其早年做学生运动领袖和地下党领导人时期积累起来的斗争经验，灵活利用其在党内保存完好的组织路线和刚刚兴起就得到毛泽东无条件大力支持的红卫兵运动，还毛泽东以颜色”。
 
 
　　高干子弟红卫兵的“七斗、八斗”的乱斗、滥斗，都是从谭力夫讲话后开始的，仅仅几天之后，毛泽东就在8月31日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有刘邓在场的时候，明确告诫全国“要文斗，不要武斗”，但无济于事，因为那时刘邓路线的人，奉行的就是“斗争中求团结”，希望毛泽东让步，他们保住权力，只有刘邓自己能说服停止这样的“斗”，毛泽东是不能说服停止这样的“斗”的，他们没有想到毛泽东一点不让步，而是明确指出他们的搞法无非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结果他们的表演不但不停止，还一直延续到9月底，毛泽东综合当时全社会的多重因素之后，不得不出重手，最终在10月底彻底削掉刘邓的权力，在10月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对 “血统论”亲自提出过批判，说“学生有些出身不太好的，难道我们都出身好吗？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晚于“一司”、“二司”成立，以平民造反派红卫兵为主，兼容当时各个阶级造反子弟的“红三司”，曾三次组织大规模批判谭力夫讲话批判会。陈伯达也在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点名批判谭力夫（此前陈伯达也说过：“谭力夫的讲话我看过，那是一篇真正的大毒草……”）（《大事记》）。谭力夫本人最后因为鼓吹和实践“血统论”，残害学生，被逮捕入狱（周恩来对谭力夫的讲话，开始的态度是说那是“形左而实右”，当“三司”大规模批判谭力夫的时候，就出来保护谭力夫，不让批判，当毛泽东下定决心解决这些他称为“一大害”的干部子弟红卫兵败类的时候，周恩来又一度支持毛泽东的某些措施）。
 
 
　　虽然以上事实都清楚表明，毛泽东这一方自始至终都明确反对“血统论”，更在不遗余力，制止“血统论”造成的各种社会危害，可是，那些“成分”不好的人及其后代，很多人到今天为止，不敢或者不愿面对最基本的事实：当时，他们“黑五类”有不少人挺不住谭力夫等“血统论”者的“七斗、八斗”的乱斗、滥斗，就打白旗归顺了“血统论”队伍，文革后，那些曾经“七斗、八斗”他们的刘邓路线的人，成为了最先起来否定文革的人，谭力夫当年“拿块糖，哄你革命？”不成，这时拿出块“特色糖”，就轻易把他们“哄”到“特色”里，“哄”到否定文革，诅咒毛泽东的队伍里了，于是他们一口咬定“七斗、八斗”他们的，不是刘邓路线的人，而是毛泽东的人，都是因为毛泽东搞了文革，他们才被斗。这些人，当然不真是被“哄”进“特色”，“哄”进反毛反文革阵营的，从泛泛的人性来说，那是他们无耻之极的阴险毒辣人性决定的，从阶级角度讲，那是他们和刘邓特色路线上的许多人一样的阶级本性决定的。正因为同样的本性，所以，“斗了”也就“斗了”，“被斗了”，也就“被斗了”，双方相逢一笑泯恩仇，原来彼此本是同一个阶级中的，一方不过是另一方的代理人而已。
 
 
　　还有不少当时的“黑五类”，则是的确没有搞清楚当年斗争他们的，到底是谁，也根本没有搞明白，毛泽东和刘少奇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到底哪里不同，更不用说了解很多时候两人的理论是完全对立的，不了解毛泽东实际上也是解救了他们。
 
 
　　毛泽东任何时候，包括夺取政权的革命年代，都不搞“唯成分论”，即不搞反动的“血统论”，而是搞如江青“8.6讲话”所说的，讲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而不是表面”，这在他早年在苏区，被留学派把持的中央指责是搞“富农路线”，解放后如以上谭力夫讲话中谈到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子弟照样可以上学、入团、入党等众多事实中，是体现得一清二楚的，在文革高潮过后的1970年代更是这样的，充分表现在当时的“个人简历表”中，其中有“家庭出身”（可以填“地主，富农，贫农，雇农，资本家，革命干部”等等）和“本人成分”（可以填“学生，干部，知识分子，农民，工人，无业”等等）栏目。那时，对地富反坏右的斗争，只斗争那些没有改造好的，改造好了的就是革命者，至少是革命的同盟军，同路人，允许革命。那时，哪个“黑五类”的孩子被禁止上中小学了吗？被禁止入红卫兵，入团了吗（那时中学生不许入党）？即使是推荐上大学，就单个个体而言，“黑五类”子弟，与成分好的相比，获得被推荐的概率，的确相对较低，但不是完全堵死他们的路，就他们对于他们的总人口的比率，绝对还是远远高过工农兵大学生对于工农兵的总人口比率，我虽然拿不出（也没有任何人拿得出）具体比率，但我有当时直接的观察得到的直觉感受，当时身边总有“政治表现好”（真好假好另当别论）的“黑五类”的子弟，被推荐上大学，而我们的中小学老师不少就是新毕业的“黑五类”工农兵中专生，师范生，现在他们都活着，可以证明。正是因为通过这样一种操作，降低了入学的经济门槛和知识门槛，才很快打破了地富反坏右和干部子弟对于接受教育资格的垄断，使全社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建立了各阶级之间接受教育机会相对平等，大大缩短了各阶级之间的知识差别，使全社会综合教育水准和受教育人群骤然提高，这是万古伟业啊！这些“黑五类”的子弟们，你们真要是你们标榜的民主平等自由博爱的人，那么就该在看待历史的时候，超越个人利益的狭隘天地，往前挪那么一小步，至于工农阶级子弟，你们骂毛泽东，骂文革，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你们对文革的真相完全无知。
 
 
　　总之，毛泽东在搞文革以来，一直反对“血统论”，并反复重申，阶级斗争对象主要是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和党内外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不是斗早年那些划定为地富反坏右的“黑五类”（但要防止他们跑出来和走资派搞在一起，打进来，拉出去，内外合击，搞垮社会主义），更不是斗人民群众，同时，毛泽东更不会让少数人垄断革命。就是在后来的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批判刘少奇邓小平之后，也一直要求保留他们的革命权，要准许他们革命。这一点，即使几十年后，刘少奇的遗孀王光美在接受访谈，谈到文革的时候，也是明确承认的（见孙兴盛采访王光美相关记载）。王光美还斩钉截铁说，毛泽东当年政治上打倒刘少奇，不是个人恩怨或者争权夺利，从后来出现的党的问题，社会问题来看，毛泽东是对的。有人可能说王光美是“言不由衷”。如果这样的话，那就更有意思了。毛泽东死了几十年，没有毛泽东的“压迫”了，她谈毛泽东还言不由衷，那么，当年毛泽东实际“压迫”着她的丈夫，她和她丈夫当着毛泽东的面搞的许多东西，例如“检查”，“承认错误”，又岂能是“由衷”，只有私底下的才可能是“由衷”，那么私底下都是些什么呢？所以，无论台面上讲，还是台面下讲，错的绝不是毛泽东。谁要对此还要狡辩，最好的办法，只有往其嘴里塞进他自己拉的屎，对他搞一次“人身攻击”，除此之外就是别理他。
 
 
六
　　以上把“血统论”的要点、出台背景和要达到的政治目标做了扼要交代，并扼要对比性讨论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指出“血统论”一出台，就遭到了严格贯彻执行毛泽东文革战略的陈伯达，江青等人的批判，也遭到毛泽东本人的批判，支持和执行“血统论”的恰恰是毛泽东、陈伯达、江青等人的对立派或者表面上的中间派实际上的“血统论”支持者。这里还需要非常简单地提一下遇罗克的《出身论》以作对比。《出身论》是遇罗克1966年12月写的，指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不是真理，是绝对的错误”，其错误在于“认为家庭影响超过了社会影响，看不到社会影响的决定作用”。
 
 
　　遇罗克《出身论》一诞生，就遭到“自来红”“血统论”者的打击。这一点，高皋、严家其在《文革十年史》里也旗帜鲜明承认的。但是，他们和后来其他解读历史的人，都一口咬定迫害遇罗克的人就是当时中央文革里的陈伯达、江青、戚本禹，说：“尽管江青、陈伯达在对‘联大辩论’时，也表示不同意‘血统论’，但他们更不容忍用自己的头脑就‘文化大革命’中的重大问题进行思考”（严家其《文革十年史》）。什么是唯心论？这样没有什么具体证据支持的貌似高明的“自圆其说”，就是唯心论的一种表现。在唯心论者笔下，我们看到的陈伯达、江青都有病，还病的不轻：一方面反对“血统论”，把“血统论”的鼓吹者和实践者谭力夫送到监狱，一方面赞成与“血统论”对立的“出身论”，又把《出身论》的作者投进监狱，理由只有一个，这作者居然有自己的独立思想，这是比搞反动“血统论”更不能容忍的！
 
 
　　《文革十年史》还说：“在1967年四月十四日由中央文革戚本禹出面讲话，说《出身论》是反动文章，公开宣判了《出身论》的死刑”。可是，戚本禹几个月之后，即1968年1月14日就被投进了“秦城”（有说戚是在1月1日被隔离审查同日去“秦城”的，待考），而遇罗克是1968年1月5日，即比戚本禹被隔离审查的1月1日，还要晚几天才被抓起来，并是在又两年多后的1970年3月才被“处决”的，那时候戚本禹正在监狱里呢！如果真是“戚本禹1967年4月底讲话”已经判决了《出身论》的死刑，那么戚本禹遭囚禁之后，有关方面就该为《出身论》平反，至少是不会再加重迫害，怎么还会在戚本禹坐牢期间，把戚本禹“判了死刑”的《出身论》的作者，继续关在监狱并最后杀头呢？显然，置遇罗克于死地的是另有其人！
 
 
　　遇罗克“遇难”到底和戚本禹有何必然关系？与中央文革有何必然关系？不但《文革十年史》的作者没有交代清楚，也无法交代清楚，其他记载也都是类似的含含糊糊，这些人都知道，不能说是毛泽东自己把遇罗克杀掉的，因为毛泽东不会自己动手这么干，也不会让别人动手这么干，他支持红卫兵，就是因为红卫兵“敢想、敢干、敢闯、敢革命，一句话，敢造反”，并且鼓动了亿万人造反，不会害怕一个很合自己思想的学生起来造反的。于是，这些解读者，就只好咬定是中央文革中的个别人干的，也不管这样说不说得通，他们反正知道，也没有几个人会去寻找真相，就是找也找不到的，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也根本不用担心有个别的右而左，在“自媒体”上，对于反毛反文革者在文革问题上的种种撒谎，刨根问底，纠缠起来无休无止。
 
 
　　我在深入思考“血统论”的时候发现，如稍前所说，“跟不上毛泽东思想变化的不光是刘少奇、邓小平，而是几乎全部革命老干部，军队老干部队伍，包括朱德、周恩来、贺龙、陈毅、叶剑英等等、也包括林彪和他手下的那些大将们”，他们头脑中都是传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观念，对于“社会主义社会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问题上的认识，彼此并没有本质差别，都无法真正理解毛泽东的反修防修理论，他们都决不可能意识到自己会是、会成为社会主义的敌人，或者社会主义的潜在敌人，不觉得自己有蜕变为资产阶级或者资产阶级代理人的可能性，他们是国家的功臣，他们真正关心的其实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屁股底下的江山，他们在任何时候，都还会甘洒热血为这个江山，高尚说是为这个民族，甚至为他们心中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个人，至于这个屁股底下的江山是什么主义，他们是不太在意的，管它是什么主义，只要说它是红色的就够了，封建主义的江山可以是红色的，资本主义的江山也可以是红色，那是他们打着为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旗帜，用鲜血打出来的，当然是“自来红”，只要是红，就是“社会主义”，管它实质上是什么主义。这就是老革命们的“社会主义逻辑”，哪里非要像毛泽东那样，较起真没完没了，以至于要让一个个老革命、老干部、老功臣，靠边站，让位给年轻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以及他们中的知识分子，这真是岂有此理。
 
 
　　这些思想，本质上就是“血统论”的东西，这是为什么他们对于谭力夫的讲话，都一个个装聋作哑，还要把它当圣旨一样对待，还要“每天四个半小时的学习讨论”，他们都心理透亮，谭力夫的讲话本质的东西，就是支持刘少奇，而刘少奇是不罢免他们的官的，毛泽东的确是不搞“血统论”，但毛泽东要罢他们的官，那么当然是支持刘少奇，当时毛泽东对刘少奇不满，支持刘少奇不能公开说，就团结在谭力夫的“血统论”周围，抱团取暖，是最好不过了。
 
 
　　老干部，军队高级干部，他们其实都确实是一个个死心塌地抱定“血统论”。这还可以从彭德怀在林彪“913事件”后对林彪的态度这个侧面反映出来。彭德怀是庐山会议上受害者，林彪是从他的受害中得益的人，但是，“913事件”之后彭德怀，拒绝和专案组配合，拒绝揭露所谓林彪的罪行。一般人认为这是因为在庐山会议上，林彪讲义气，当众澄清说，长征路上那封要求毛泽东交出军权给彭德怀的“林彪来信”，是他林彪自己的意思，不是受了彭德怀的背后鼓动，因此，彭德怀此时回报以义气，拒不揭露林彪罪行。这样的“正直意识”，“正人君子意识”，或者用这样的意识看待林彪的行为在先，彭德怀的行为在后，实际上都是根深蒂固的封建地主阶级潜意识、“血统论”潜意识，在人们头脑和思维中的浮现。
 
 
　　老子打天下，就必须是老子坐天下，这种意识，不但在当时，而且在现在，在现在的现实中和在现在所作的关于文革的历史评价中，充斥在每个角度。彭德怀不揭露林彪，显然不是因为什么庐山会议上林彪帮他澄清了一个历史冤情，而是他们有共同的“血统论”意识，根据这种“血统论”意识，彭德怀打心眼里就认为，林彪的问题，主要的错不是在林彪，而是在毛泽东和毛泽东重用的那些文人。这样的看法，在当时高层干部，军队干部中是普遍的（甚至对后来林彪之死负有重大责任的周恩来，也有类似的看法，表现在他对谭力夫的态度上以及其他很多事情上），以后来的“二月逆流”反江青、张春桥，而不是反林彪为典型代表，也反映在刘少奇一倒，林彪团队就和江青、张春桥斗起法来了（陈伯达则就像毛泽东说的“我的船还没有沉，你小老鼠先跳水”，跳到林彪团队里去了），另据高文谦《晚年周恩来》引用林家后人回忆，林彪曾在家里私下说过：“刘少奇是好人，拿下来没有道理啊！”，此说若真，那就更说明林彪与其他军队老干部一样，评价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路线斗争，用的是非社会主义的是非观和价值观。这说明所有这些军队元老，将帅，在如何理解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上，在如何对待“血统论”态度上，是高度趋同的，只是他们谁也不敢反对毛泽东，就一个个把自己打扮得对毛泽东忠心耿耿，不敢对毛泽东下手，那就“清君侧”吧，这就是江青、张春桥等后来注定要遭到清算的原因，这个清算在毛泽东还活着的时候，就实际开始了，那时那些老帅们内心里是多么希望毛泽东赶快死翘翘啊。
 
 
　　今天，和他们当时具有同样“血统论”意识的人，何其多也！在所有一切逝去的和还生存着的“血统论”者眼里，社会主义就是当年的革命功臣屁股底下已经坐稳了的那个实际存在的江山，毛泽东不搞文革瞎折腾了，那个江山就是最好的社会主义，毛泽东搞了文革一折腾，就把最好的社会主义折腾成了灭功臣的法西斯主义，朱元璋主义，空想社会主义。这样的认识论，也正是后来复出“登基”者，只用“改革开放”和“特色主义”的巧言令色，就那么轻易统一了全党意志，统一了全民意志的思想基础。
 
 
　　文革之后社会主义大业初定，几乎一切人看不到是毛泽东的强力，缔造了当时的社会主义基本形态，也看不到并绝不认为，毛泽东强力消失，那个社会主义就一定会慢慢死亡。因为那时候，资本主义在毛泽东用强力构建的社会主义的背景下，完全是一个幽灵似的东西，主要地只是游荡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意识中，没有人会相信它会变成物质实体，真正降临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大地。毛泽东早就深刻认识到，能够打倒革命的共产党，能够毁灭社会主义大业的不是那些已经早就被置于专政之下，正在接受改造的地富反坏右，而是曾经革命坐了江山就不想再革命的共产党自己，自己内部新生的资产阶级，正在走的走资派。直到今天，依然有无数人，一方面认为资本主义的确复辟了（谁完成这个复辟的？当然是共产党自己，是毛泽东曾经要打倒的那些人及其他们的衣钵继承人，前赴后继完成的！），一方面却依然觉得毛泽东当时认为革命功臣中的一些人已经变修了或者正在变修，必须斗垮他们，是捕风捉影，是不对的，是阶级斗争扩大化。在他们看来，只有像当年谭力夫鼓吹的那样，只斗“黑五类”，还要“七斗、八斗，斗得他们背叛家庭了，然后团结过来”就是不扩大化，你要斗有过功臣而明显是“正在走的走资派”和与他们结伴而行、为他们出谋划策的反动知识分子学术权威，还要改革教育培养他们的接班人的队伍的教育体制，那就当然是扩大化了。在当时，老干部们面对毛泽东的强力，有这样的看法和做法，感到“革命革到革命功臣自己头上来了”不可思议，是阶级斗争扩大化了，那是情有可原，现在，整个社会实际已经资本主义化了，无数在西方原始资本主义社会才发生过的惨烈事件，都变本加厉在中国现实社会中纷纷上演了，还不能认识毛泽东当时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还坚持封建“血统论”，就是愚不可及了。
 
 
七
　　以上把“血统论”的要点、出台背景和要达到的政治目标做了扼要交代，指出“血统论”主张的阶级斗争完全违背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宗旨，一出台，就遭到了严格贯彻执行毛泽东文革战略的陈伯达、江青等人的批判，后来也遭到毛泽东本人的批判。力挺“血统论”的是刘少奇路线代表人物，因此，“血统论”对文革深入开展构成实际的巨大阻碍和破坏（这一点将在下面要讨论的此一阶段的文革进程中具体看到）。顺便质疑了《出身论》及其作者的遭遇，认为打击与“血统论”对立的《出身论》，迫害其作者遇罗克的，不会是主流一直宣传的中央文革中的陈伯达、江青、戚本禹等人，而必定是另有其人。
 
 
　　刘少奇是要共产党员修养“孔孟之道”，林彪要“克己复礼”，周恩来历来奉行“只可顺守，不可逆取”的人生哲学。因此，我上文还隐含表达了这样的思想：他们三人的信条，结合“血统论”，放到儒家文化里去看，并没有本质的差别。这似乎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当时的中央领导集团中，是他们三人为核心代表的政治派别，在十年的时间里，分三个阶段，接力赛一般，一棒接一棒，前赴后继反江青、张春桥为代表的文革少数派，即毛泽东思想派（文革后邓大人确定的“毛泽东思想”是不包括这个时期的毛泽东思想的，从本质上讲，恰恰又包含了他们三人文革时期的思想，甚至可以说，林彪“克己”而没有“复”成的“礼”，也由邓大人最终“复”成了）。他们三人共同的思想基础其实都离不开封建“血统论”。尽管周恩来百年之后立即被奉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刘少奇在1980年底初平反后也被追认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林彪至今还戴着“叛党叛国”的“反革命集团”首恶的帽子，从最深刻的思想层面看他们的思想本质，其实是看不出根本差别的，只不过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政治形势下，反映到他们各自的政治行为上，彼此不同，各有千秋而已。他们都是旧文化、旧传统的卫道士，用儒家文化价值尺度去量，他们都是好人，但是，用社会主义的价值标准去评判，他们哪一个有资格称得上是马列毛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者？（我将刘少奇和林彪放在一起，大部分读者可能不会有重大异议，将周恩来也相提并论，这些读者或许就不那么能接受了。此时，我不做进一步说明，对周恩来我将来会有较为综合的讨论）
 
 
　　在文字贴出几天以来，我似乎感到，或许是残留在人们思想深处的“血统论”基因的作用，多数读者对我批判的“血统论”本身，似乎保持着讳莫如深的态度，或许这些人在梦想着自己总有一天也会“高贵”起来，不得不给将来出人头地的自己留一点余地。这也正从一个侧面说明，文革，动天下之心，改造国民性，使中国民族文化现代化，是触及每个人灵魂的思想革命和政治革命，这个革命至今尚未完成，“路漫漫其修远兮”。
 
 
　　我的读者不过13亿人中的区区几百人，但他们在“血统论”上的基本态度，代表了全体国民在“血统论”上所取的主流态度。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流行的所谓“左翼和右翼”之间，在最深刻的问题上，并没有什么实质的思想分歧。我说过，我这个系列不会讨好任何人，但在这里我也不打算批评任何人，写完这个“续”之后，我打算单写一篇补充讨论“血统论”的文字，嵌在这个系列中间，作为一面镜子，让每一个读到我这个系列的人，对照这面镜子，照照自己的灵魂，并自我改造灵魂。
 
 
　　下面，再回到本题，关注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到文革进程，看看毛泽东为什么要在十月初建议召开主旨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中央工作会议，并一改之前的做法，大张旗鼓向全社会公开他和刘少奇的路线分歧，由此终结刘少奇的一切实际权力。
 
 
八
　　我前文已经提到，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刘少奇的政治路线受到批判，但组织路线保存完好。在反复研判这一阶段实际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后，我归纳得到的印象是：
 
 
　　毛泽东的路线指挥不动刘少奇的组织。
 
 
　　这是此一阶段一切问题的关键。这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观察。
 
 
　　第一个方面是从最高权力机构的具体权力分配来看。
 
 
　　前文特别指出，到12月毛泽东生日宴为终点，中央文革是中央的秘书班子，还远不能和周恩来负总责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分庭抗礼。
 
 
　　在政治局常委会里，刘邓自己还是常委，依然有相当影响力；主要协助周恩来工作的第四常委陶铸，则自“大跃进”以来，就紧跟刘邓（相见后文），此期间是协助周恩来做国务院工作；周恩来本人总体上看，在政治路线上是明显更趋向于刘少奇的，仅在组织路线上不敢离毛泽东太远（不是不离，而是不离太远，若即若离），在这个阶段，他组织上和路线上的表现更是极为微妙。与此同时，同是政治局常委兼中央文革小组长的的陈伯达，此一阶段要看周恩来的眼色行事，也不敢得罪陶铸，中央文革中的江青和王、关、戚这些秀才们，就更不要说要看周恩来、陶铸的眼色了。
 
 
　　在中央文革内部（前文列出了8月2号重新确定的中央文革18人名单），邓小平推荐上来的实权人物刘邓悍将陶铸，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第四常委的特殊身份，担任中央文革第一顾问，架空第二顾问康生，而刘少奇的另一员心腹干将，接任陶铸执掌中南局第一书记印、此期间实际是专司中央文革之职的王任重，排在江青之后为中央文革第二副组长，其他成员除了“王关戚”等几个秀才之外，大多或是刘少奇在前50天里的“死党”（如郭影秋，穆欣），或是寄生在刘少奇组织体系中同时与周恩来也关系密切的党政军实权人物。因此，那个时候中央文革的实际权力是在第一顾问陶铸和副组长王任重手里，第二顾问康生，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等文人，不过是只能有限运用《人民日报》、《红旗》，同时求助林彪有影响力的《解放军报》这些舆论阵地，发挥一定舆论影响作用，对于文革的具体展开没有实质上的主导能力。说他们只能“有限运用”，是因为这些舆论阵地要受到兼中宣部长的陶铸的“特别关照”（所有这些，都可以从实际发生的事实反观到，责难我的读者也可以说我此处的“权力分配”是“倒果为因”）
 
 
　　第二个方面是从中层到基层具体主抓文革工作的人来看。
 
 
　　上文说到【从7月底决定撤销工作组到这个时期，学校工作组貌似没有了，而实际上，整个刘邓人马已经在王任重的责令下，工作组撤销后2-3天之内，迅速组成“文化革命临时筹备委员会”一类的机构，抢占继续开展的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还从军队里大批调去军人担任所谓联络员，另外还派出巡视员，监察员，一些原工作组成员留在“临筹委”里，一些已经在学校名声很臭的，则调到别的地方，或者高升到上面的领导机构，如谭力夫所在的北工大原工作组长杜万荣，就上调北京市任“文革办副主任” 】。
 
 
　　这就是说，工作组从前门出去，刘邓路线的新老代理人就从后门进来。它是由新形势下的刘邓路线执行人或者总代理陶铸和王任重安排的（该二人可以说是“小刘邓”）。换句话说，毛泽东回归一线，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之后，刘少奇的人马，凭着近水楼台的便利条件，在工作中解散后，用合法手段摇身一变，提前抢占了各个关键战斗位置，操控了各级学校（那个时候学校是文革的主战场）和已经开展文革的各具体中层单位和基层单位的文革控制权。
 
 
　　以清华大学做具体例子，清华大学在工作中撤销后，8月9号王光美说“你们真傻，人家串联起来，你们干嘛不串联起来”，此后，“八.九串联会”组成，贺龙的儿子贺鹏飞、刘少奇的女儿刘涛是主要领导人，8月10号陶铸、王任重指示成立清华文化大革命临时筹备委员会，贺鹏飞和刘涛进入临筹委，而前期被王光美及其同伙打成反革命、8月4号周恩来曾亲自带领100多中央委员为之平反的蒯大富，还是被排除在“清华文革筹委会”之外，其他当初造工作组反的干部、教师和学生则被贺鹏飞、刘涛他们赶到劳动队里去了。所以，接下来就看到，《十六条》8月13号广播到全国，8月15号，贺鹏飞他们就组织清华大学自己操控的多数派，继续沿用前50多天里工作组用过的老办法，把清华党委副书记艾知生拉出来当作黑帮批判（年轻读者可能不知道艾是什么人，不妨自己做点功课）。8月21号，刘涛在王任重的授意下，贴出《誓死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大字报，佯装革命，8月22号清华出现《刘少奇同志7月29号的讲话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的大字报，结果，两天前还誓死跟着毛主席干革命的刘涛，就伙同贺鹏飞于8月24日召集人马，把清华园二校门推倒，把清华大学所有不利于刘少奇的大字报清理得一干二净，还扬言，批判刘少奇就是把矛头指向党中央、毛主席。这就是当时所谓的“8.24事件”，改开时代，否定文革，常拿推倒清华二校门的图片，作为控诉文革罪孽的证据，但是，是谁干的，谁主使干的等来龙去脉，则从来不提及，欺骗了不知道多少人。“8.24事件” 让“清华文革筹委会”名声发臭，在九月他们摇身一变改名为“临时主席团”，贺鹏飞们的地位继续得到巩固。
 
 
　　第三个方面可以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来看。
 
 
　　以上两个方面是高层、中层和基层的一条线作业，是以北京的情况为观察视野。那么，从中央和地方的互动关系来看，不妨看看王任重和湖北张体学配合的情形，推及一般。
 
 
　　王任重自1960年起担任中南局第二书记，是陶铸的搭档，陶铸高升中央后，他就是中南局第一书记，他在文革头50天里，在湖北竭力执行刘邓的工作组路线，搞“反右化”的“刘少奇式文革”。刘少奇认为：“这次运动可能和1957年差不多，要打击三、四十万个右派知识分子”，王任重则把《五一六通知》当作镇压反革命和反右的号令。6月28日，他起草了《目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我们的建议》。这个文件立即被当时在中央主持文革工作的刘、邓，批转到全国各省市作为开展文革的指导性文件。
 
 
　　同期，王任重把武汉大学校长李达等三人抛出，交给工作组当做武汉大学“三家村”“黑帮”批判，导致李达受到工作组的人身折磨。李达7月底写信给毛泽东求救，8月10号信才转到毛泽东手里，毛泽东见信后当即批示给总理要保护李达，总理批给陶铸，陶铸批给王任重，王任重曾当面向毛泽东保证“武汉大学革命师生不会太过分对待李达”，结果李达还是死了（参见徐海亮《1966年春夏的武汉》，王绍光《群众与文化大革命——研究文革的一个新角度》）。毫无疑问，王任重对李达的死，负有重大责任。文革后，他曾说“我自己把李达抛出，我有那么大的胆子吗”，有人故意混淆视听，将这话解读为是毛泽东抛出李达，理由是毛泽东7月18日返回北京之前，曾在武汉畅游长江，王任重陪同，后来王任重调到中央文革，据此认为王任重是毛泽东的人，此前迫害李达是受毛泽东的指使。殊不知，王任重，实际上一直是刘少奇的人，也是大跃进期间湖北“浮夸风”的代表人物。头50多天里是刘少奇主抓文革，指示全国各地抓“小三家村”、斗“黑帮”，只批一些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却不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8月初工作组开始撤销，王任重不但没有受到影响，反而是因为前期工作出色，进到中央，担任中央文革副组长，为刘邓卡位，在更高更好的位置执行刘邓路线。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看，王任重是完全辜负了毛泽东对他的信任。在红卫兵运动势不可挡之后，他甚至替刘涛修改“炮轰”王光美的大字报，亲自操笔，代替刘涛写刘少奇的大字报，让刘涛潜伏到造反派红卫兵之中，迷失中央文革里陈伯达、江青等人的视线。江青等还真派人到清华大学，试图抄来刘涛的大字报看看，结果王任重操纵贺鹏飞等，让他们把持的清华大学广播站发出广播，不许清华外的人来抄大字报，并实行对外人的围攻，江青派出的人一无所获，也不知道这一切就是和自己在一个办公楼办公的王任重的政治杰作（参见邱心伟、原蜀育《清华文革亲历——史料实录》）（非常意味深长的是，我恶作剧想看看“百度”词条如何表述王任重在文革中的表现，结果只见到“王任重在文革中被关押、迫害”短短话语，连他在文革中的中央文革副组长和其他任职情况都一概没有，直接跳到1978年后）。
 
 
　　张体学是湖北本地人，早年战功不小，曾带领队伍配合“刘邓大军”作战（这个刘是刘伯承）。他1956年就担任湖北省长，省委书记处书记，后来任常务书记，代理省委书记，武汉军区党委副书记，省军区党委书记兼政委，是地地道道的地方诸侯级别的实力派人物。他的顶头上司一直都是王任重，此一期间完全在王任重的操纵下，在湖北开展文革。
 
 
　　九月初一些北京学生串联到达武汉，张体学公开声言：“只接见左派，不接见右派”，导致2000名学生在湖北省会门前静坐、绝食，发生了“9.2-9.4事件”。不久湖北省委更掀起大抓“南下一小撮”的高潮，张体学带头代表3200 “湖北人民”，控诉南下串联到武汉的红卫兵（《大事记》）。
 
 
　　王任重和张体学可以说是中南局里的“刘邓”。王任重因为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后两个50多天里，坚决执行刘少奇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刘少奇的实际权力被完全终结之后，受到造反派红卫兵的揭批。即使如此，张体学还在一丝不苟执行王任重代表的刘邓路线，于11月17日纵容省委组织工人和保派学生与造反派红卫兵的冲突，发生流血事件。事情闹大了，他在造反派学生面前息事宁人说：流血事件，我们没有制止，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由省委负责。还说，你们在毛泽东时代比我强，我对大串联，不理解，对红卫兵冲进省委，革我的命不理解，文化大革命好，打掉了我的官架子，我是中间偏右。这位政客，此时主动的以退为进，似乎是自我批评的讲话，把对流血事件义愤填膺的纯洁幼稚心地善良的造反学生们全搞的不知所措。
 
 
　　造反派红卫兵在大字报揭批王任重的时候，相应地要求张体学承认王任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那时，刘少奇还是可能东山再起的，王任重也还没有被中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张体学拒不批判王任重，说：
 
 
　　【中央没有给王任重定性，我不能做结论，我宁可犯政治错误，也不能犯组织错误】
 
 
　　这一句话，就把这个刘少奇路线如何通过组织路线得到贯彻的秘密全部曝光了。
 
 
　　王任重和张体学的合作情况，可以推而广之到全国，得见全国一般情况（过了不到两个月，即1967年1月，刘少奇路线主要代表人物进一步遭整肃，文革进入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工人造反派起来，接力学生造反派继续造反，抓走了张体学，周恩来知道后，就命令湖北省委送张体学到北京休息，1968年二月初，张体学再被送回湖北担任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有以上三方面的材料作为证据，就不难看到，此一期间，刘少奇虽然不像以前处在一线一号位置，依然可以通过其保存完好甚至说是强化了的组织路线，利用全国对他和毛泽东之间已经分裂不知情的态势和新起的红卫兵运动，操控从最高层到最底层，从中央到地方之整个文革进程和方向。
 
 
　　总之，从《五一六通知》开始执行，到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关键的50多天，是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是刘少奇路线，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后，从开始执行《十六条》，到10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的另一个50多天，是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还是刘少奇路线。了解了这一点，就能确切了解从八届十一中全会到10月中下旬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的具体历史进程，确切了解毛泽东为什么要在10月初提议召开主旨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中央工作会议，终结刘少奇的权力。可以说，10月的中央工作会是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继续。
 
 
九
　　决定毛泽东打算完全去掉刘少奇权力的主要原因是上面表述的宏观政治态势，它可以简化为：【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毛泽东的路线，指挥不动刘少奇的组织。周恩来表现暧昧。中央政策执行取决于周恩来、陶铸、王任重，康生、陈伯达、江青等人也就只能写写文章，发发社论】。
 
 
　　不过，导致毛泽东在10月这个具体时间点上采取行动的，可以说是陶铸等人不断加剧的种种诡异行为。所以，这里值得专门交代一下陶铸这位后来被打成三号走资派的“具有松树风格”的人物，及其在文革5月份全面开展以来，尤其在红卫兵运动兴起之后，某些意味深长的作为，以便全面了解他在前后两个50多天时间里都是死心塌地又变本加厉，执行刘邓路线的。
 
 
　　陶铸参加过南昌起义、广州暴动，据载还曾带特别行动小组厦门劫狱，以自带12人无一伤亡，国民党守军死20人的辉煌战报，营救出自己的同志。1933年曾被捕，获得周恩来、叶剑英发动的多方成功营救。1942年赴延安，1943年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是45年的7大代表。解放战争期间，在四野参加过“四平战役”，辽沈战役后担任过沈阳市委书记，1949年1月参加平津战役，是和平解放北平时与傅作义谈判的代表。1955年任广东省委书记、军区第一政委、军区党委第一书记，1960年任中南局第一书记，1961年兼任广东省第一书记、省常委，1965年任国务院副总理。文革开始后，由邓小平举荐于1966年6月4号正式接任去职的陆定一的中央宣传部长职务，同时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后被戏称为“接受大员”，8月上升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仅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居第四位，协助周恩来国务院工作，兼任中央文革小组第一顾问。
 
 
　　陶铸以上履历让人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同样让人对他刮目相看的还有，他在广东先后15年多时间，建国初广东肃反扩大化，功不可没，1958年浮夸风，功不可没。很多人知道他的《松树的风格》上过中学课本，却不知道他的《驳粮食增产有限论》，上过1958年8月号《红旗》，当时有科学家质疑他提出的“广东粮食亩产600斤，总产300亿斤”目标难以实现，他就写出此文批驳科学家，说他们是：“粮食增产有限论者”，是和资产阶级的“土地报酬递减论”，“反动的马尔萨斯人口论”殊途同归。他的女儿陶斯亮为他的这些功劳辩护说：“那时政策非常左，他还想极力纠正过来”，“每次运动来的时候，他不得不执行，但稍微有点放松，他马上就转向，马上就改，比谁转得都快”。他说，共产党内如果允许拜师的话，我愿意拜小平同志为师。大概如是之故，并因为曾最坚决执行刘邓路线被打成第三号走资派，尽管他早在1969年已经因罹患癌症去世，但邓小平1977年复出后过问的第一件事是死人陶铸，而不是活着的其他人，1978年即给陶铸平了反。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先后各50多天，陶铸最忙，其活动之多，难以历记，在后50多天里，因为刘邓不在一线了，更是可以说分分秒秒之间，北京上上下下无处不有他的身影，全国其他一些地方也不乏他的踪迹。以下略记他在文革开展起来后上任中宣部长之职务第一天以来的部分活动：
 
 
　　6月4号：因邓举荐正式上任中宣部长职务，同时出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此职务先前是彭真担任）。
　　6月13号：在中南局发出“现在是工作组专政”的指示。
　　7月上旬：以中宣部名义办《学习毛泽东思想》刊物，亲自审定1期8篇文章，重头文章是负责工交系统的薄一波的报告和“61人”之一的刘澜涛赞扬刘少奇21年来忠于毛泽东思想，实为刘少奇歌功颂德的文章。文章批判目标剑指陈伯达。
　　7月9日：指示《人民日报》头版发表《湖北省委在武汉地区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王任重镇压群众的经验，作为样板介绍给全国。
　　7月14日：和刘、邓一起改组中宣部、文化部、广电局、卫生部、教育部、国家体委，换上刘邓信任的人担任主要领导。
　　7月20号：奉刘命赴中南、西南、华南，了解文教部门运动情况，传达刘少奇下达的“枪打出头鸟”，“擒贼先擒王”的指示。
　　8月10号：（此时刘邓已经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失势），和王任重一起，向当时在文革中起最关键作用的北大、清华、北大附中、清华附中派出联络员，成立学校文革小组，文革筹委会等机构（其他学校随后跟进），控制学校运动走向。此后刘邓路线渐渐退到暗处，“陶铸王任重路线”渐渐走上前台（所以说“陶、王”是“小刘、邓”）。
　　8月12号：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日，对来京开会的中南局各省市委书记发表讲话，说“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毛主席炮打司令部是引火烧身”，无视会议上实际存在的毛刘原则分歧，故意对外“弥合”这一分歧，继续制造毛刘一个司令部假象。
　　8月14日，陪同邓小平到人民大学，指责人民大学不斗黑帮，要求继续前期邓的路线，把矛头对准群众，搞“保护一小撮，打击一大片”。
　　8月15日：成立中宣部文革委员会，陶说：“文化革命委员会就是党委”，“常委等于党委”（这些不久就在全国发展泛滥为“老子即党，反老子即反党”，受到毛泽东严厉批评，但无效）。
　　8月17日：会见文革小组成员郭影秋。郭在前50天是以新北京市委书记身份坚决执行刘邓路线的（注：改组北京市委后，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是李雪峰，其他书记都可泛称“市委书记”，如同早先就有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市委书记邓拓”之说，有些人不知道这个背景，以为当时说“市委书记”，就是现在说的“市委书记”，第一号）。
 
 
　　以上是文革开始以来到毛泽东8月18号首次接见红卫兵这个时间段陶铸的主要活动，其与刘邓关系之密切，由此可见一斑，其把“刘少奇式文革”通过组织路线，传递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的轨迹也十分清晰。此后他的主要活动更为关建，但由于融入了红卫兵运动，却也更加显得扑朔迷离。
 
 
　　第一件事十分简单，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批评了中组部，要求改组中组部。陶铸8月19号到中组部，为改组中组部定调。次日，即8月20号，续到中组部，指示不许把安子文说成是修正主义分子。稍晚的9月3号，再次到中组部，把安子文接走，保护起来。安子文自1945年担任中组部长到1966年已长达21年，他也是“61人案”成员，刘少奇的得力干将之一（请参见系列前文简介刘少奇的嫡系班底部分）。
 
 
　　第二件事就是涉及到红卫兵运动。
 
 
　　8月20号谭力夫讲话出笼，读到这个讲话的刘邓路线当权派，认为是说出了“红五类的心里话”，“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典范”，“是精神原子弹”，“要天天讲，年年讲，月月讲”，而他们的子女则认为：“特别适合我们的情况，对我们有利”，“我们高干子弟要掌权”（《大事记》）。如前所述，谭力夫的讲话很快传遍北京，不久传遍全国。这样一来“血统论”与8月18号受毛泽东接见鼓舞兴起的大规模红卫兵“破四旧”，“大串联”活动叠加在一起，使红卫兵运动复杂化。
 
 
　　毛泽东担心有人会镇压要兴起的红卫兵运动，就在8月21日和22号分别批转下发《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和《严禁出动警察镇压学生运动》两个文件。这些防范措施明显地立即被“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陶铸等人，巧妙地有针对性的加以利用，使红卫兵运动情况更加复杂。
 
 
　　陶王路线（代替刘邓路线）各级代表人，为了显示是执行了这些文件精神，没有公开调用军队和警察这类国家机器镇压红卫兵运动，可又无时无刻不在定向性对一切敢于试图批斗在职党政军领导人的红卫兵实行变相镇压，方法是利用建国以来慢慢积累起来的工人农民对于共产党的信任，在全国范围各地同时组织起工人赤卫队和农民军，甚至复员军人队伍，围剿串联到外地的部分红卫兵，或者组织当地红卫兵对外来红卫兵实行围剿。
 
 
　　【典型事例：四川李井泉调工人赤卫队和郊区农民，围剿学生，把赴重庆的红卫兵叫做“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前哨部队”，制造了“8.28江北惨案”】。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在9月2日发出“凡是镇压学生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的指示，可是毫无效果，在贵州，省委提出“谨防政治扒手”，调集数万群众，制造了“9.5”，“9.6”，“9.7”围攻北京红卫兵事件。此期间，先后，还在其他地方如南京、西安、长沙、昆明、杭州、福州等地都出现，这些事情共同之点是，当地党政军负责人联合行动，参与具体围剿和驱赶北京红卫兵的组织工作。
 
 
　　这样一来，9月7日，毛泽东又给周恩来、林彪、江青写信说：【青岛，长沙，西安等地发生的情况大体相同，都是组织工农反学生，都是错误的，这样下去是不行的，试叫中央发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再发社论，告诉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
 
 
　　红卫兵串联是毛泽东公开支持的，全国都知道，可是红卫兵在全国遭到驱赶，可见这时候没有刘邓的刘邓路线（陶、王路线），在组织路线上的表现有多么强大。全国各地党政军，不是听毛泽东、林彪的讲话，或者陈伯达、江青们发出的社论要求，按照《十六条》搞文革，而是按照他们各自的实际利益搞文革，在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有明确的组织路线的选择，按照前文张体学的说法是“宁犯路线错误，不犯组织错误”。
 
 
　　统而言之说陶铸等不支持红卫兵运动，显然不符合实际，他们支持的是干部子弟红卫兵组织，鲜明地表现出与他们以上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选择完全一致的政治倾向性。高干子弟红卫兵，靠“血统论”武装头脑，出现很多定向性过激行动，如斗“黑五类”及其子弟、抄家、打人，围剿外来红卫兵——大串联初期，受当地当权派操控的当地红卫兵（主要是保皇派）和外来（造反派和保皇派）红卫兵冲突，交叉着“保皇和造反”（那时造反派红卫兵还是少数）和“本土和外乡”的双重矛盾，但无一例外都是当地领导人按照上面授意组织当地红卫兵先搞冲突的。
 
 
　　8月23日，这个日子因为老舍的被批斗，许多人可能记得很熟。高干红卫兵不是文批老舍而是武斗老舍，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这是导致老舍24日投太平湖的直接因素（老舍的死其实很复杂，此处不细谈）。老舍死后第二天，8月25号，“西城区中学红卫兵纠察队”(西纠)诞生，组成西纠的红卫兵是批斗老舍的元凶，西纠是谭力夫“血统论”言论的典型产物，是在那些抢占了学校文革领导权的刘邓路线的人员协助下，成立的大规模中学高干子弟跨校红卫兵联合组织。刚才谈王任重的时候，提到了武汉大学李达之死，那是发生在6、7月里，跨到8月份的情形，而老舍则完全是8月里的情形。两人的情形是很可以作为“刘少奇式文革”在这一阶段还在继续进行的证据的。
 
 
　　西纠主要领导人之一是陈毅的儿子陈晓鲁。西纠的宗旨其实只有一个，就是保爹。高举毛泽东思想、造反、革命都是借口。谁要高举、造反、革命，只要不搞到他们老爹的头上都好说，否则，就和他血战到底，死了也要象谭力夫说的“挺着肚子”，“象个无产阶级”。
 
 
　　毛泽东当然有自己的消息面，这些西纠的过激行为不可能不在他的关注中。于是，他在接到章士钊的求救信之后开出了一个保护者名单，交周恩来执行保护，在8月31日前后还分别通过各种手段，包括中央领导人会议，第二次接见红卫兵让林彪发出呼吁等等，要求必须坚持《十六条》要求的“要文斗，不要武斗”，可是，一点作用都没有，西纠反而更加猖獗，9月5日，西纠以“威胁首长安全”，“保卫国家机密”为名，征伐地质学院“东方红”红卫兵，大打出手，抓走8名“东方红”红卫兵，毒打并关押20小时。这是典型的受挑动而发生的红卫兵不同派别之间的武斗。
 
 
　　2011年《党史》（页772）有几句话是这样说的：“当红卫兵运动迅猛兴起，‘大串联’遍及全国时，周恩来、陶铸等领导人仍努力把红卫兵运动纳入党组织领导的轨道，要求红卫兵注意政策，不搞武斗，不要影响生产”。这几句话，泄露了天机，但一般读者，没有能力把全部红卫兵运动历史纳入整个视野考察，也就看不到这个天机：红卫兵运动中的种种具体极端行为，包括派斗，就是这些特定人物和他们的组织，将红卫兵运动“纳入党组织领导”，以党的名义故意搞出来的。西纠自成立之日就受到陶铸、王任重、廖承志等支持，连周恩来在国务院的秘书周荣鑫，国务院副秘书长雍文涛也时常要亲临指导的（据我已经得到的资料显示，林彪也曾被西纠赠戴西纠袖标，但他与西纠的来往仅此而无其他）。
 
 
　　陶铸在西纠成立后至九月底一个月左右时间多次接见西纠红卫兵。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时候，高干红卫兵组织就在周恩来、陶铸等调配下，充当了维护秩序的卫兵。西纠成立后更又在周恩来、陶铸等的安排下，担任了其后各次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候的治安协防工作，更为特别的是，300多名西纠分子还曾被派往当年的广交会场维护秩序。
 
 
　　直白地说，西纠几乎就是陶铸等人的私人卫队，也是他们借以整治其他后起的平民红卫兵组织的“宪兵队”、“党卫军”（另外的高校红卫兵一司，也是他们操控的，陶铸是一司政委，贺龙被邀请担任荣誉总司令，此处不谈），他们打着拥护毛泽东思想，执行《十六条》“斗批改”的旗号，以“血统论”做指导，试图垄断革命权和文革解释权，凭借强硬的后台，利用毛泽东公开声言“不许镇压学生运动”和“他们都是孩子，不到18岁，判刑杀头都不够资格”这两大“心理软肋”，对一切反对他们的人和组织都敢大打出手，到后来他们居然私设刑堂、牢房，抓来反对他们的人，大搞刑讯逼供。刘少奇被彻底削权后，陈伯达曾亲临西纠设在六中的黑牢房，严令取缔，无效后，再次带人去加以二次取缔。实际上，西纠活动一开始，周恩来、陶铸、王任重等人就对西纠的活动，有生杀全权，当时只有他们能够制止得住西纠的过激行为，他们为什么不制止？
 
 
　　红卫兵运动后面还有相关评述，此处主要是为列举这个时期他们的活动和陶铸此期间活动的关系，先就此打住。
 
 
　　第三件是通过“换头术”等手段控制舆论导向。
 
 
　　9月4日：《羊城晚报》（9月1日改名《红卫报》）在报道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新闻时候，只登载有陶铸自己乘坐的第二辆汽车的照片。
　　9月8号：陶铸在接见武汉学生时肯定湖北省委围剿串联红卫兵“抓南下一小撮”等工作是正确的；同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人民大学学生时候说：“有人说我是黑帮，你们还派人到广州调查我的材料……我不怕”，“我讲的这些话，不让你们讲出去，如果你们讲出去，我就说是你们造谣”。
 
 
　　（9月15日：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林彪讲话，特别告诫全国：炮打司令部是炮打一小撮走资当权派，不是一切领导干部，也不是人民群众，决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借口、任何方式，打击革命积极分子，挑动群众斗群众。同一天，王任重在会见清华大学保派学生时说：“蒯大富有什么了不起，最多两张大字报，不要理他，秋后算账”。王任重此时此景下发出这样的讲话，似乎表明他们认为，毛泽东不可能继续维持他们制造出的乱局多少时间了，刘少奇官复原职为时不远了，以下陶铸行为更加证明这一点）
 
 
　　9月17日：陶铸指令报刊发刘邓即期公共集体活动照片，还把邓的头像截下，挪到陈毅的身上，用换头术，假造邓小平的即期领导人集体活动照片。
　　9月18日：陶铸深夜会见广东省委操纵的广州保派代表团，说“你们不是保派，你们是通过选举选出来的，不要以为自己是保皇派”。
　　9月21日：天津保皇派组织50万人为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开追悼会，陶铸下令新华社播发公告。毛泽东知道后说：这实际上是向党示威，这是用死人压活人。
　　9月23日：陶铸向中组部派出变相工作组——顾问团。同一天，地质学院发生保皇派挑动的工人赤卫队和“斗批改”兵团攻击地院“东方红”整整一天的武斗，170多名“东方红”红卫兵被致伤，导致严重的流血事件。陈伯达闻之，赶赴现场才制止武斗。
 
 
　　毛泽东对于这个时期的全国局势应该是了如指掌，十分清楚从《十六条》8月13日全国广播至九月底这个时期，尤其是八月下旬红卫兵运动蓬勃开展以来，《十六条》的执行完全没有按照预想的方向进行，红卫兵“破四旧” 开始以来的过激行为，因为保皇派操纵，不但得不到有限控制，还进而发展出保派红卫兵制造出来的红卫兵派斗，总体上看，刘少奇路线的活动不是减弱了，而是加强了，事态严重，不能让其继续发展。
 
 
　　陈伯达在9月25号会见外地来京学生时说：“虽然工作组在形式上撤走了，但还用别的形式代替工作组，他就实现指令，背后操纵假的文革来执行错误路线”，“如果高干子弟在各学校、各单位的文化大革命中占有领导岗位的话，最好让工农和普通干部子弟来担任。”这是发出一个强烈的政治信号：毛泽东打算用工农子弟和普通干部子弟红卫兵反制高干子弟保皇派红卫兵。
 
 
　　第二天，9月26日，周恩来参加“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三司）召集的大会，“代表毛主席、党中央、林副主席、国务院向全体三司战士问好”，并点名批评三天前地院“9.23事件”中地质部压制地院“东方红”小将，再次重申，所有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的黑材料统统作废，一律烧掉，少数派在物质待遇上和政治待遇上也要平等（注：此一阶段造反派红卫兵由于受到刘邓路线的压制，还是少数派，在刘邓10月被彻底罢权期间和之后，才渐渐壮大起来，三司的时代全面到来）。周恩来的行动支持并放大了陈伯达谈话发出的政治信号。又过了两天，即9月28日，中央军委发出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敏感指示。这三个动作，表明毛泽东部署的战略反击即将开始，周恩来已经从与毛泽东的若即若离状态，变成明确站到了毛泽东一边。
 
 
　　以上明确的政治信号出来后，陶铸作为当事人，不会不知道严重性，却继续接见西纠领导人，许诺他们十一庆典到金水桥维护秩序，十一后大干一场，之后让他们去广交会维护秩序。
 
 
　　十一庆典后，在配发新闻报道时，陶铸责令删除林彪十一讲话中关于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斗争内容，责令新华社熊复要新华社发一张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一起的照片。于是新华社用拼接的办法伪造了一张，照片上说明“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副主席和宋庆龄副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国发行，还发到世界上，共4500套，造成无法挽回的影响。同时，陶铸责令将有关第三次核试验成功的纪录片向全国放映的通讯稿中“毛主席和他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同志”一句中的“最”字去掉，还说：“现在不这样提，酝酿一段时间再说”。这就和王任重上面说的“秋后算账”严丝合缝起来了。显然，他是觉得在他们的力保下，刘少奇正在东山再起。然而，10月3号《红旗》杂志发出第十三期社论，向全国发出了向刘邓彻底反击总动员令。
 
 
　　1966年10月9日到28日，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旨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刘少奇政治生命由此次会议彻底结束。我在系列1，也就是总论中说，刘少奇是自己打倒了自己。到此为止，“五洲震荡风雷激”的主要篇幅，都关涉“刘少奇自己打倒自己”这个论断。他在此次会议上做了检查，不久在毛泽东单独会见他的时候，提出辞去一切职务，回湖南种田，条件是停止文革，恢复已经打倒的干部的职务，不要再批斗其他干部了。毛泽东沉默不语。这个沉默不语，其实含义十分明确，读者各自解读吧。
 
 
十
　　这一节或许是个多余，算是一个小结吧。
 
 
　　八届十一中全会不但对于刘少奇本人，而且对于其组织路线上各个层面的人来说，都是个政治分水岭，此前刘少奇可以直接操控文革方向，不惜代价保护他自己和这些人，此后他无法直接操控文革方向，这些人心里明白，如果不能自觉团结起来，成功让文革无法进行下去，迫使毛泽东停止继续文革，那么，就都会和刘少奇本人及其政治路线一道，退出历史舞台。这是他们的基本判断。也正因为如此，出现的实际局面就是：即使没有刘少奇的明确指令，他的组织体系只要看到他还没有彻底倒掉，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就自动健康运转，能够自觉团结在陶铸等人周围，借用周恩来的影响力，不惜一切代价护主，力保其东山再起。这里面当然包含有谭力夫的功劳在内，谭力夫8月20号的讲话，如前所述，是几乎被操控文革实际主导权的人当作中央文件发到全国，代替刘少奇本人向全国刘邓路线执行人发出保卫刘邓路线的通令。
 
 
　　这里明显看到，刘少奇组织路线上的人（其实也包括其他派别的人），或许除了少数人之外，多数按照传统的“宫廷斗争”的惯性思维，迷信“血统论”，迷信“一朝君子一朝臣”，无法理解或者接受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无法接受“斗、批、改”，无法接受文革。于是按照他们的传统宫廷斗争的方法，不择手段搞斗争，结果把一场伟大的涉及全社会的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的运动，搞得后来人以为是一场“宫廷内斗”，没有其他。他们不想要社会主义，也看不到毛泽东（及其思想）对于封建传统政治文化的大踏步超越，带着江青、张春桥等少数几个人已经进入了现代政治文明之中，而并不是要和他们几个人搞“清一色”，更不是搞“清一色一条龙”（有后来的“大联合”为证）。尽管毛泽东一再声明文革是要清除一小撮走资当权派，不是要打倒所有领导干部，甚至在毛泽东于9月15日第三次接见红卫兵后，陈伯达控制的《红旗》引用林彪的讲话发出社论说，这次文革的目的“绝对不是斗争一切领导干部，也绝对不是斗争群众”，但是刘少奇路线上的人还是人人自危，担心自己是被打倒的一小撮中的一员，于是只好一起做困兽斗，另一些不是刘邓路线的人，做过一段时间观潮派、骑墙派之后，纷纷作出选择，基于各自的判断，加入两大阵营，当然也有始终是观潮派、骑墙派的，像周恩来这样的传统文化下的政治太极一流高手，则乘机壮大了自己的政治力量。
 
 
　　在一定意义上说，这个情形是两架不同构造的阶级斗争机器——一架是完全现代的，目标是社会主义，一架是完全封建的，目标是“封建的资本主义”——在同一个党内为争夺对这个党的改造权，以实现各自目标的超极限碰撞。这两架阶级斗争的机器一旦发动，就都没有自觉停止下来的可能，必须是其中一架遭到摧毁。也就是说，这次冲突在当时是无法避免的。这或许就是毛泽东要留给我们的历史教训，如果未来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么历史的教训该如何借鉴？这是一个政治哲学范畴的艰难课题，中国要真正进入现代政治文明时代，必须需要政治家先改变传统宫廷斗争思维方式，超越“一朝君子一朝臣”的观念局限。这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大的弊端之一，不是10年20年，甚至100年200年能够实现的。惟其如此，毛泽东说社会主义是几百年的事业，文革则每隔7、8年就要再来一次。
 
 
　　社会主义者要完成这个超越，就必须认真总结此次文革的教训，要想到社会主义运动未来再次兴起之后，政权如何延续的问题，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好这个问题。资产阶级的学者，无论他们怎样诅咒毛泽东，其实也必须面对这个艰难的政治哲学课题，因为它是中国腐朽的传统文化提出的问题，不是毛泽东捏造出来的问题，毛泽东只是把它用文字写出来了，用话语表达出来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如果说这是阶级斗争语言，不值得一谈，那么改一下，让其成为“现代社会阶层和阶层冲突”如何？惟此一改，资产阶级学者的虚伪面纱也给彻底撕下了，不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故作人道、自欺欺人、掩耳盗铃的本性，就昭然若揭了。
 
 
　　20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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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像qysyp LV62楼
历史的真相掩盖在时间的星河中，这光芒如同天边的灯塔存在着。人性的复杂让理想偏离。
2013-6-9 16:15:45
头像qwe LV53楼
文革，动天下之心，改造国民性，使中国民族文化现代化，是触及每个人灵魂的思想革命和政治革命，这个革命至今尚未完成，“路漫漫其修远兮”。
 
 
2013-6-21 21:21:49
头像qwe LV54楼
用社会主义的价值标准去评判，现在有多少有资格称得上是马列毛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者？
 
右而左：五洲震荡风雷激（下-下） 1966-1976（9）
十一
　　前文（下-上、下-中）表明，在红卫兵运动得到毛泽东公开支持掀起高潮之后，最高决策层里有人行刘邓路线，操纵以“血统论”为指导思想的高干子弟红卫兵（保皇派红卫兵，真正的黑帮红卫兵），故意制造各种极端事件，又利用毛泽东自己不会镇压学生运动，也不允许别人镇压学生运动的原则立场，和法律难以对未成年人的非法行为实行严厉的法律制裁这两个便利条件，促使保皇派红卫兵极端行为普遍化和法西斯化，文革方向因此而严重偏离《5·16通知》和《十六条》方向，文革进程也完全不能按最早计划的在半年时间里完成。也就是说，在此期间刘少奇的路线既在公开地、合法地，又在背地里、非法地猖獗活动着，阻挡了文革顺利向前。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不得不提议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采取进一步措施，彻底终结刘少奇的权力。
 
 
　　《毛泽东传1949-1976》对这次工作会议召开的背景则是这样表述的：【毛泽东不惜付出代价要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他并没有从来自各方面的抵制中冷静反思一下自己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是否正确，采取的方法是否恰当；相反，更加坚决地认为必须以极大力量排除阻力。在他看来，这种来自各个方面、首先是高中级领导干部中对“文化大革命”的抵触情绪，同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打击”、“压制”群众运动的做法是一脉相承的；尽管刘、邓两人实际上已离开中央领导岗位，他们推行的那一条“路线”却依然存在，成为运动前进的主要障碍。这便是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在十月间召开中央会议的由来】。
 
 
　　官史当然是讲究“字字有来源”，这些表述字面传达的意思和我上面表述的看上去一样，都可以简略为：刘少奇路线还在发挥着关键作用，文革无法按照毛泽东的意愿顺利进行，毛泽东认为必须摧毁这条路线。所以才有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但是，比较两种表述不难发现，我的表述也字字有来源，而且给出了详细来源，可官史“字字有来源”，但坚决干净地抹去了这个“来源”（即我大篇幅表述过的前后两个50多天里发生的大量具体事情），让读者落入它的“空虚”之中，随之得出“毛泽东是一个不顾党情、国情、民情，靠想象治国的封建家长”的结论，说得美观一点是“一个唯意志论的唯心主义者”。我的表述和官方的表述对比于此，做何取舍，全凭读者自己。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对此前阶段客观存在的 “打着红旗反红旗”、“挑动群众斗群众”、“保护走资当权派”的刘邓路线的最准确概括。【党内路线的斗争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刘、邓的路线错误有它的社会基础，这个社会基础主要是资产阶级。错误路线在党内有一定市场，因为党内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有相当一批世界观没有改造或没有改造好的糊涂人】（陈伯达会上讲话，引自《毛泽东传》），斗什么，批什么，改什么，必须先要明确，然后才能知道，依靠谁来斗，谁来批，谁来改，最后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如果继续过去的错误路线，重复压制群众的错误，继续挑动学生斗争学生，不解放过去受打压的革命群众，等等，那就是对抗和破坏十六条。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进行正确的斗批改呢？】（1966年《红旗》第十三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来源同））。在这次会议上，陈伯达发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长篇讲话，对八届十一中全会两个月以来的运动情况进行了总结，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具体表现和危害摆上了与会者的桌面。毛泽东读了陈伯达的报告后批示“很好。抓革命，促生产，这两句是否在什么地方加进去”。这一批示体现了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国民生产的高度重视，不过，也被一向善于利用毛泽东指示行自己所行的周恩来，在事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做了超出其本来含义的发挥，即用生产压革命，把二者变成互不相容、彼此对立的东西。刘少奇、邓小平在这次会议期间被迫做了检查。网上可以搜索到他们检查的全文。现在，这些检查都成为讽刺他们自己的最好历史文献了。毛泽东就是在这次会议上的一次发言中，批评邓小平“耳朵聋，一开会就离我很远的地方坐着”，“对我是敬而远之”，“1959年以来，6年不向我汇报工作”（陈明显《晚年毛泽东》）。
 
 
　　10月中央工作会议，继《红旗》十三期社论，向全党全国人民进一步公开了毛泽东与刘少奇为代表的两条道路的斗争。
 
 
　　2011《党史》（页774）说，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全国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使社会上更多的群众加入造反派，造反派的队伍很快扩展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成分也越来越复杂。首先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获得‘解放’感的，是几个月前受到工作组‘压制’的造反学生。他们由此得到解脱，成为造反组织的负责人，站到批判当权派的前列。此外，因各种原因对社会现状不满，或对一些干部官僚作风与特殊化现象不满的群众，将‘文化大革命’当成反对官僚主义、铲除等级特权的斗争，也加入到造反的行列。一些对工作状况和待遇不满的临时工和返乡知识青年，以为这场运动是改善自身境遇的机会，也纷纷组成各种名目的造反组织，要求转正、回城和提高待遇。在反右派、‘反右倾’、整风整社和四清运动中受到批判处理的一些人，也以为这场运动的到来，或许有助于改正自己受到的不公正处理，因而借造反要求平反。造反的群众从不同的目的出发，打着‘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旗号，提出各自的要求。在这种混乱局面中，‘文化大革命’前积累的各种社会矛盾，迅速地以畸形的状态和尖锐的形式爆发出来”。
 
 
　　这一段话也是“字字有来源”，具有丰富的含义。第一，它暗含着承认了从文革开始到这次会议召开，整个都是我前文强调过的刘邓路线（头50多天是“有工作组的刘邓路线”，后50多天是“没有工作组的刘邓路线”）。第二，它暗含着承认了，造反派纯粹是工作组制造出来的，而且到此次会议召开之前，造反派红卫兵一直是被刘邓路线压制着，得不到发展，此次会议之后造反派红卫兵才真正得到发展和壮大——这也正是我此文前面强调过的。第三，它暗含着承认了，此次会议之前的各种红卫兵的法西斯行为，都不是陈伯达、江青等支持的造反派红卫兵干的，而是刘邓路线支持下保刘邓的保皇派红卫兵干的——这是为我前文的相关观点做了完全的背书。第四，它暗含着承认了，刘少奇自1957年反右派运动以来，在1959年的“反右倾”、1963年后的“社教运动”、文革头50多天、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到此次会议召开之前，都是实际执行了一条真正的极左路线，制造了无数的冤假错案，很多当事人都借着这次会议获得的宽松的政治氛围，开始向刘邓路线算总账。换句话说，此次会议之后，要彻底打倒刘少奇的是此前刘少奇极左路线制造出来的全社会各个阶层的“报仇雪恨”者的共同一致的政治诉求，而不是毛泽东的个人愿望。我在生活中与一些从毛泽东时代走过来的知情达理的老人交流时发现，对刘少奇没有好感的大有人在，这些人坚信在对待一般干部和群众问题上，刘是真正的极左。这是颇能说明一点问题的。即使官版历史里，歌颂刘少奇也显得很尴尬，往往是底气不足，拿不出多少经得住分析推敲的货真价实的东西。出版刘少奇的文献，则干脆去掉了很多可以反映其极左路线的重要讲话和文稿。第五，它暗含着承认了，官僚主义和等级特权是刘少奇在“一线”治理国家时出现的普遍现象（参见前文“两线”梳理），广大一般干部和群众早就对此不满，但铲除官僚主义和干部特殊化的正当要求，从来得不到刘少奇主持的中央的重视。1978年后邓大人当政，社会情形也基本是这样的。二者之间有明显的继承关系，说明当时确定他们为一号和二号走资派，是完全符合实际的。这为两个阶段的社会实践所证明。这条路线并未因为邓小平的去世而终止，而是越加辉煌发达。反腐败、反特权，不见效果，原因到底在哪里？不言自明。第六，它等于承认了，以上各种情形连带着激发了社会其他矛盾，一些其他性质矛盾中的人带着各自不同的目标，加入到造反行列，使运动复杂化了，这些不是毛泽东蓄谋的或者希翼的，而是广大人群之自然属性和阶级属性大展示的结果，它是文革的一种异态现象，显然地，官版历史和许多后来人都把它看作文革的常态，并要求毛泽东对它负全责。
 
 
　　既有这六点，事事俱在，却将文革中的一切并不符合文革思想的东西，甚至是反对毛泽东路线的人故意制造出来的破坏文革思想的种种过激行为乃至犯罪，简单归结于毛泽东错误发动了文革，那就是完全的形而上学唯心主义。一个黑屋充满了物质垃圾和精神腐朽，毛泽东提出要清扫这些垃圾和腐朽，指责毛泽东的人不但把毛泽东提出的清扫垃圾和腐朽的合理化建议，指斥为法西斯行为，还要毛泽东对这些垃圾和腐朽本身承担一切责任。这不是形而上学唯心主义又是什么？
 
 
十三
　　在会议上和会议外公开批判刘少奇的路线不难做，但在社会上清除保皇派红卫兵的法西斯行为，在当时则是难办的，因为毛泽东既然坚持不能镇压学生运动的原则，那么，即使保皇派红卫兵制造极端事件，也不能动不动就指示国家机器把他们当作专政对象，否则不但是也像刘少奇邓小平那样简单粗暴，而且正好也落入刘邓路线的陷阱：你说我们镇压学生运动，你这不是也镇压学生运动吗？你还是回“二线”，让我们来干吧。这正是陶铸、王任重等人敢于大胆妄为，敢于喊出“秋后算账”，敢于警告党内不要急于把林彪叫做毛泽东的“最亲密战友”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要治理这些保皇派红卫兵的法西斯行为，就不得不依靠学生和群众自身的力量，如前文已指出的，毛泽东借用陈伯达和周恩来先后会见三司红卫兵，向继续坚持刘邓路线的陶铸、王任重的等发出信号：将用造反红卫兵反制保皇派红卫兵，彻底终止保皇派红卫兵的法西斯行为，粉碎刘邓路线代理人的阴谋，使文革回归本来的方向。
 
 
　　陶铸在会议期间的又一次忘乎所以，强行人为“弥合”毛刘分歧的胆大妄为，即“口号事件”，为毛泽东同意具体实施造反派红卫兵反制保皇派红卫兵的行为提供了关键的契机：10月18日毛泽东要第五次接见红卫兵，17日大会指挥部突然宣布16日确定的标语口号作废，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新高潮”、“无产阶级专政万岁”等四个关键口号删除，还把“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口号中的“以毛主席为代表的”8个字砍掉。
 
 
　　18日凌晨三司红卫兵发现了这些情形，就立即把情况反映到了中央政治局，毛泽东也知道了。政治局在毛泽东在场的情形下召开紧急会议，恢复被砍掉的口号，并增加了三司决定采用的一个新口号：“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这些决定，得到毛泽东的同意。三司红卫兵于是师出有名，要求揪出篡改口号的黑手。陶铸把删改口号责任全部推卸给新华社的熊复，熊复承认是工作中犯了官僚主义的错误，敷衍塞责。18日晚，周恩来又接见了三司红卫兵，赞扬他们的高度革命责任感，指出：这是斗争得来的口号，是革命的口号，胜利的口号，要广泛宣传，呼遍全国（《大事记》）。“18日晚，清华大学校内和北京街头首次公开出现‘打倒刘少奇’的标语口号”。（2011《党史》页775）。
 
 
　　由此开始，一贯支持刘邓路线的一司、二司保皇派红卫兵和支持中央文革陈伯达、江青的三司造反派红卫兵之间的斗争开始白热化，一司、二司都有红卫兵从内部“反”出来，成为造反派红卫兵，三司也有红卫兵从内部“造”出去，变成保皇派红卫兵，情况比较复杂，但总的说来，则是三司稳步壮大、发展和完胜。所有官史对这些都只字不提。我想不提的主要原因恐怕和之前不提保皇派红卫兵的法西斯行为是一样的，都是为刘邓本人和刘邓路线代理人讳言，因为挺刘邓保刘邓的高干子弟黑帮红卫兵，此后的违法乱纪和法西斯行为，发展到新的垂死的疯狂阶段，导致了他们很不光彩的最后灭亡。一旦提了，就又要颠覆当前的官版文革史关于红卫兵的笼统说法，颠覆许多人对毛泽东的诬蔑之词，甚至颠覆对整个文革的定性。这正如李捷说的，有些资料不便披露，不是因为披露了不利于毛泽东，而是不利于其他人（当然李捷的这个“其他人”，范围很广，其中必定是包含那时以来更加举足轻重，也更加左右逢源的周恩来）。这里，我来做一些必要的黑洞补光，为那些真正愿意了解文革历史真相的读者提供些许必要的帮助。
 
 
　　10月1号后形势突变，林彪十一讲话透出不同以往的信息，10月3号《红旗》第十三期社论，比以往更加旗帜鲜明，直接提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10月4号，三司组织第二次大型批判会，批判谭力夫“血统论”，10月6号，三司在工体举行10多万人的誓师大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参加。张春桥在会上宣读了军委紧急指示。周恩来在会上又一次宣布，过去各级领导和工作组对一些革命同学加以压制、围攻、斗争，甚至搜查、压迫这类的严重事件，一律平反，早先工作组或其他什么人整的相关黑材料，遵照毛主席指示，一律当众焚毁，不许任何性质的秋后算账。造反红卫兵“秋后算账”的担心没有了，加入造反行列的学生短时间急剧增加。与此同时，社会上愿意革命的群众，也都可以在新形势下参加到造反派红卫兵中去，而三司为代表的造反红卫兵，由于在17/18号的“口号事件”中得到尚方宝剑，行动起来师出有名。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使原本主要由高干子弟为主的一、二司保皇派红卫兵，由多数派，迅速成为少数派，无论他们多么嚣张、残暴，也根本无法实际抵抗三司爆发性壮大的力量。于是，在10月下旬开始，社会上就刮起一股风：“首都红卫兵一、二、三司全部解散”、“解散红卫兵全部组织”。这股风真正的目的是解除三司的武装，保证一司、二司不会遭到三司的打击。如同前文所说，两架阶级斗争的机器开动起来之后，不到一架被彻底摧毁，双方是不会停止下来的。
 
 
　　试图通过解散全部红卫兵瓦解三司进攻的目的没有达到之后，保皇派红卫兵就开始重新集结。在前一个阶段，“血统论”理论家和旗手是谭力夫，这个阶段谭力夫因为已经被三司红卫兵批得体无完肤，变成了过街老鼠，没有号召力了。于是，接力而来的是林院的学生李洪山和北京农业大学附中的高三学生伊林·涤西等人。李洪山伙同清华、林院等若干院校学生组成“林院敢死队”，组织地下组织“一司联络站”，公开打出“踢开中央文革，自己起来闹革命”，清华一些地方出现“刘少奇万岁”标语。伊林·涤西则于稍后在清华贴出《致林彪的公开信》，反林彪。由于他们的带动，北京刮起一股“十一月黑风”，要求为谭力夫“血统论”平反，上反林彪、江青，下反三司造反派红卫兵。不久，部分高干子弟组织起新红卫兵组织“四野”，扬言踏平三司。11月8号，北外、101中、人大附中等学校“老红卫兵”纠集原西纠、海纠、东纠部分成员和一些社会上的残渣余孽共100多名，手持匕首等凶器，高喊“老子反动儿混蛋”，首次夜袭三司，随后在20多天的时间里又4次抢砸三司司令部。与此同时，全国各地三司联络站都遭到类似的攻击、抢砸。此期间陈伯达两度到六中，取缔了西纠设在六中的“劳改所”——六中高三（2）班学生王光华曾因坚持反对“血统论”，被西纠抓进“劳改所”毒打致死，另有其他多人遭受精神和肉体的摧残。可是不久，又出现五花八门的新高干子弟红卫兵组织，如“八一纵队”、“八一野战团”、“捍卫团”、“一二·九”、“永向党”等等。11月底，更大的疯狂又在秘密酝酿之中，其结果就是稍晚成立的“联动”组织。12月5日，李洪山纠集清华、人大、林院等23个单位的部分同伙145人召开所谓“首都红卫兵联络员会议”，再次扬言踢开中央文革小组，并号召12月9号借纪念刘少奇主要领导策动的“一二·九运动”，上街游行。同一天，以原西纠、东纠和海纠的 “老红卫兵”为主体的“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正式成立。
 
 
　　针对高干子弟的新行动，造反派红卫兵在12月16日举行了“中学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再次批判了“血统论”，声讨了西纠等“纠察队”的过火行为，然后按照陈伯达的指示“如果不投降，就教他灭亡”，采取行动强行解散西纠等组织，捣毁他们的据点。作为“联动”的核心的“纠察队”遭受致命打击。但是，当晚“联动”就纠集起来，发动冲击公安部的行动，并向给他们造成打击的三司发动进攻。12月26日“联动”在北京展览馆举行“誓师大会”，喊出了“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猖狂了”，“反对纵容、支持、鼓励反革军、革干子弟的行为”，“沉默就是死亡，战斗就是生存”，“揪出三司后台，枪毙三司后台”等口号。这一天是毛泽东生日，“联动”的“誓师大会”，虽是直接对着陈伯达、江青，也等于公开对准毛泽东本人。
 
 
　　1967年1月1日，“联动”以“中共中央，中共北京市委革干子弟，国务院、人大常委革干子弟，中国人民解放军帅、将、校革干子弟，中共中央军委、国防部革干子弟，十六省市委革干部分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名义，发布了“中共中央密字003号，中央、北京党政军干部子弟（女）联合行动委员会通告”：
 
 
　　“中共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人民解放军各军种、中央军委、国防部革命干部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于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于中南海政治局礼堂正式成立”，“联合行动委员会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集体领导下工作”，分期分阶段发展一条上至“中共中央、国务院、解放军、省市干部子弟”，下至“地县公社干部子弟，吸收全国工农兵和出生他种家庭但政治表现好”的人参加的组织路线，以“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士，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工农兵积极分子”在内的广大人士为“同盟军”，实现六大任务，号召“各省市革命干部子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忠于马列主义和一九六零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继承革命传统，在各地迅速组织行动委员会，贯彻执行中央、北京联合行动委员会的一切行动指示”。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发出通告所用的名义，被通告的对象，通告中提到“联动”组织成立的的地点（中南海政治局礼堂），组织成立的日期（十月一日，而不是上面说到的12月5日或其他资料提到的11月27日）。这些关键信息结合在一起，再结合陶铸对十月一日的国庆报道做手脚，拼接伪造毛刘在一起的照片，删减林彪国庆讲话，还说不要急于说林彪是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等内容，就不难推理得出结论：这个超级强大的秘密组织，其实在国庆庆典的同一天就在中南海成立了，并且是在陶铸甚至是刘少奇、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只有这样看待，才能解释陶铸的这些行为以及在稍晚的10月18号，敢于擅自下令改变大会既定口号标语，以及十一月份毛泽东继续接见红卫兵时依然发生类似的“新闻管制”事例。
 
 
　　毛泽东在11月26日第八次接见红卫兵之后，就不再继续接见红卫兵了，也不再提倡红卫兵继续串联。这很可能是因为他预感到某种不祥。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中说，毛泽东被其他事情占据了注意力，红卫兵串联不了了之。这个“其他事情”，不见得就是这个月出现的上海“工总司”的造反事件，和同期出现的国际事务，很可能与这个“联动”组织有关。这样就能解释为什么自10月1日以来，毛泽东同意陈伯达、江青等人使用造反派红卫兵，强力反制保皇派红卫兵，并连续不断加大反制力度，直到在12月至一月底这个时间段，用各种手段，基本压制住“联动”的残暴行为，并在一直持续到3月的连续不断的打击中，让“联动”丧失抵抗力，还举办了相应的“联动”罪行展览。这里，我甚至大胆设想，这个解决了的，以西纠、东纠和海纠的“老红卫兵”为骨干的，四处张扬的“联动”，很可能只是一个外在的，表面的“联动”依附物，是个“风向标”组织，真正的“联动”组织及其背后的支持者，则实际上没有遭到打击，而是测过“风向”之后适时潜伏起来了。如果这个推理有一定的合理性，那么刚才说到的官史只字不提“联动”组织和李捷说的有些材料披露出来不是不利于毛泽东而是不利于其他人，就都要重新作出解释（李捷的不便披露的材料是多方面的，不利于的人也是多方面的。这里只是推测，“联动”材料也属于他不便披露的多种材料中的一种）
 
 
　　此外，“联动”通告中特别值得注意的还有，他们要坚持的是“1960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这绝对不是一般中学保皇派红卫兵能提出的政治见识，即使现在，别说中学生，就是大学生、研究生，又有多少能说出1960年前后的毛泽东思想到底又什么差别，更不用说当时的中学红卫兵根本不可能知道这个差别及其在当时的现实政治下的含义了。这一切都说明，以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起家，以秘密地下工作成就奠定党内地位，有几十年实践毛泽东思想具体政治生涯的刘少奇，必定对于“联动”组织有着秘密的影响。“坚持1960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在1978年之后一度成为时代主题，这不能说是个偶然吧（现在是只坚持1945年前的毛泽东思想了）。
 
 
　　我在本系列已经反复提到“联动”多次了。他们的能量之大、胆量之大、手段之恶劣，不是一般普通家庭孩子能望其项背的。这里我抄录高皋、严家其《文革十年史》记载的片段，以醒读者（这些还是他们在遭遇打击之后在消亡阶段的部分行为，他们作为当初的西纠、东纠、海纠分子所干下的法西斯勾当不在此列，如8月27日到9月1日325人“黑五类”遭肉体消灭的 “大兴惨案”，现在有多种材料显示，其实就是那时刚成立的西纠干的）：
 
 
　　【在一月六日、一月七日、一月十一日对公安部发起三次攻势，并喊出了“刘少奇万岁！”的口号……在高干子弟集中的学校，由于与对立面发生冲突，图书被撕毁，学校仪器标本被砸毁，桌椅板凳被拆卸，甚至以各类物资筑营建垒，作为互相动武的工事。他们或是吃喝玩乐，或是结伙去捣毁与之对立的组织。虽然联动是由青少年学生组成，但其胆量之大，能量之大，已成为中央文革继续推行彻底打倒刘、邓的一支抗衡力量，也是引起学生思想严重动乱的一种因素……由于其成员长期以来所处的特殊地位，真有点像他们自己说的那样，“文化大革命”使他们形成一个干部子弟阶层，他们高干子弟和军干子弟是不好惹的】
 
 
　　有关“联动”组织成员偷盗自行车被三司红卫兵逮住，扭送公安局，导致“联动”组织聚众冲击公安部的细节，读者可以自找资料参考。他们冲击公安部之后，公安部决定对他们采取有限法律制裁。三司红卫兵参与捉拿“联动”分子行动，以三、四个对一个的绝对优势，将这些害群之马，捉入随行的公安囚车。整个围剿行动持续到三月。三月上旬，三司在北京展览馆举办了“联动罪行展览”活动，但是：
 
 
　　【……三月八日后，联动成员多次冲击了展览馆。三月十八日，部分联动分子贴出三张大字报，认为“文化大革命”时期，如同“黑暗的旧社会”，质问“社会向何处去”，“党向何处去”，“跌倒了就站起来，继续再干”，在北京101中学，一百余名联动分子降下国旗，升起老红卫兵旗帜，而且降半旗。在校园里，到处张贴“联动永存”，“联动万岁”等大标语。……北京三十一中学出现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绝对如此”，“火烧江青”，“炮轰公安局”，“毛主席正确不正确，十年以后见”……他们每天在天安门广场骑车飞奔，高呼口号……参与“四·三”，“四·四”两大派斗争】
 
 
　　被抓的“联动”骨干成员100多人，在1967年4月22号，经周恩来提议，毛泽东亲自签署释放令全部释放（毛泽东为何如此，大概不需要我多解释）。周恩来、江青等人参加了这些公子哥儿们的“自由庆典”，在接见会场，他们对周恩来毕恭毕敬，而对江青则以毛泽东曾经写出的怀念杨开慧的绝唱“我失骄杨君失柳”加以戏弄，可见这些人基本都是人类的垃圾。这些人渣出来后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搞暴力活动：
 
 
　　【五月初，全市联动成员串联在一起，与北京二十八中的对立派发生武斗，占领二十八中三天之久，还在全市搜捕与之对立的人。他们高喊“把狗崽子斩尽杀绝，叫你们永世不得翻身。叫你们尸体堆成山，血流成河”，“狗崽子靠边站，红五类要掌权”。联动在这时候无法把矛头对准中央文革，因而一切出身不好的“狗崽子”都成了他们发泄仇恨的对象】。
 
 
　　1967年5月29日，红卫兵诞生一周年，“联动”召集“老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最后一次大型活动，随后开始淡出公众视野，同期出现“五一六兵团”秘密组织，它与渐渐消失的“联动”是否有某种内在联系，不得而知。“联动”分子，尤其是骨干成员，现在都是党政军商学界的一言九鼎的人物，随便都可以说出几个来。张宏良、孔庆东、司马南之流等新时代的“血统论分子”，毫无疑问是他们的叭儿狗，总在向他们摇尾乞怜，却还把自己打扮成爱国者、毛泽东思想捍卫者、大民主的卫士！我很想看到他们反思文革，反思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成就的有见地的作品，可是我没有见到，但愿这不是因为我的孤陋寡闻。
 
 
十四
　　在本文开篇（下-上），我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毛泽东8月18日在天安门首次接见红卫兵至11月26号，先后8次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人次总计达到1100万。因为这些基本事实的存在，现在主流历史叙事，就将所有关涉“红卫兵”的“烂帐”，全部记录在毛泽东头上，同时把所有红卫兵一棍子统统打死，说他们都是暴徒，法西斯分子。这样的指控，对历史来说，是否是负责任的？对于数千万正义青少年来说，是否是公道的？
 
 
　　现在该是对这些问题作出一个总结性回答的时候了。这篇文字是将红卫兵运动作为一个贯穿全文的线索在使用，并非专论红卫兵运动，但从文内综合多种材料分析得到的结果来看，也已足够回答这些问题了。
 
 
　　红卫兵运动有几个明显的阶段，而且分主流和非主流。
 
 
　　从1966年5月29日第一个红卫兵组织诞生到8月1日毛泽东公开支持红卫兵之前这个阶段，红卫兵无所谓主流和非主流，虽然主要是高干子弟为主，但都是洁白无瑕的，代表的是反潮流精神的崛起。
 
 
　　从8月1日到12月4日这个阶段，可以说是红卫兵运动的第二阶段。一般而言它是红卫兵运动的高潮阶段。它又可以分为两个小阶段：8月1日至10月28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日）为第一小阶段，10月29日至12月4日，为第二小阶段。最大最多的问题都出在第一个小阶段，可以说，这个小阶段是高干子弟红卫兵组织西纠、海纠、东纠、一司、二司，垄断红卫兵运动的阶段，谭力夫的“血统论”在这个小阶段，支配了这些红卫兵组织的灵魂，从人数上来说，他们是这个阶段红卫兵运动的主流，但从他们迅速演变成主要目标是保卫他们家长的权力的保皇派，用迫害对立的造反少数派，迫害“黑五类”及其子弟等法西斯行为，来破坏文化大革命的既定目标来看，他们不但不能代表这个阶段红卫兵运动的主流，而且是代表了整个红卫兵运动中危害极大的绝对的恶性逆流。纵观文革后所有伤痕文学表达的文革红卫兵创下的历史伤痕，什么北京老舍之死，上海傅雷夫妇之死，甚至武汉李达之死，基本都是这些保皇派红卫兵的杰作。由于他们得到在这个阶段还实际掌控着文革走向的强大的刘邓路线后台的支持（陶铸、王任重为代表。此二人此期间也是中央文革的实权派），以陈伯达、江青为代表的中央文革非实权派，乃至毛泽东本人，无论怎样苦口婆心做说服工作，都未能制止他们的过激的、甚至是法西斯性质的行为。因此，陈伯达、江青为代表的中央文革派和公开支持了红卫兵运动并在此期间已多次次接见了红卫兵的毛泽东本人，也不能对这股逆流此小阶段犯下的各种罪行负责。此一小阶段，在刘邓路线压制、打击和迫害下的造反派红卫兵，处于边缘状态（后于9月6日组成三司），虽然在人数上处在绝对的少数派位置，但其行为则真正代表了红卫兵运动的主流和方向，其中一些人因为遭到刘邓路线和刘邓路线支持的保皇派红卫兵的迫害、打击，也不同程度有过反打击、反迫害的过激行为，但严重程度、涉及面、造成的后果，都非常轻微，以至于伤痕文学里反映出来的诸多所谓指控造反派红卫兵的暴行，追究下去，大部分都会最终落在保皇派红卫兵头上。十月是保皇派红卫兵和造反派红卫兵力量对比发生逆转的一个月，由于毛泽东已经实际上同意用造反派红卫兵反制嚣张无比的保皇派红卫兵，随着造反派红卫兵反制保皇派红卫兵行动渐渐地全面展开，造反派红卫兵开始由少变多，保皇派红卫兵开始由多变少。在第二个小阶段，保皇派红卫兵刮起“十一月黑风”，遭到造反派红卫兵的强力反制。造反派红卫兵在12月4日汇集于天安门广场四周每一个角落，标志全面大反击达到高潮。这个小阶段是红卫兵运动最终走向健康发展的决定性阶段。
 
 
　　从12月5日“联动”成立到1967年5月下旬“联动”集体淡出公众视野（他们的零散活动直到1968年初）这个阶段，是造反派红卫兵三司的继续壮大阶段，可以说是红卫兵运动向健康方向发展的大踏步阶段。无论是从人数来看，还是具体行为来看，这个阶段的三司为代表的造反派红卫兵，才是红卫兵运动整个历史时期的主流。这个主流，在这个阶段配合司法机关，对保皇派红卫兵这股恶性逆流构成巨大的打击，以至最后摧毁这股一度庞大无比、猖獗疯狂的逆流的最后大本营“联动”。由于受到三司的反制，又由于最高层领导权力结构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刘少奇路线及其代理人分期分批被清理出各级领导机构，这个阶段保皇派红卫兵逆流，无论怎样猖狂、暴戾，所制造出来的种种事端，也无法和前一个阶段他们的法西斯杰作相比。
 
 
　　三司的发展、壮大，“联动”的衰弱和灭亡，代表红卫兵运动，克服种种困难和阻力，最终走向正轨。当工人造反派11月亮相，1967年1月崛起，渐渐成为运动主角，三司红卫兵在特定时期的历史使命即告完成，随着“五大领袖” 淡出公众视野，红卫兵运动走向全新的阶段，并进而作为学生自发组织，正规化，常态化，直到1978年被取缔。
 
 
　　红卫兵运动是一个严肃的话题，也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不可以戏说，也不可以笼统说，必须要进行非常细致的具体分析。综合以上就说明，将所有关涉“红卫兵”的“烂帐”，全部记录在毛泽东头上，同时把所有红卫兵一棍子统统打死，说他们都是暴徒，法西斯分子。这样的指控，对历史来说，是不负责任的，对于数千万正义青少年来说，是不公道的。为什么主流写出的历史对保皇派红卫兵和造反派红卫兵不加区分，更不论及二者的发展过程，此消彼长的过程，以及红卫兵后期的理性发展、常态化、常规化过程，还要完全抹去保皇派红卫兵的法西斯行为，就是要把人们视线从保皇派红卫兵那里转移到造反派红卫兵身上，让人们以为保皇派红卫兵保卫刘少奇和他们自己的老爹干出的种种法西斯行为，都是造反派红卫兵干的。然而，让数千万正义的热血青年，给少数作为刘邓路线之工具和打手的保皇派红卫兵害群之马陪绑、陪葬、陪跳江，是对这数千万青年的极大的污蔑和侮辱。
 
 
　　保皇派红卫兵也不是一开始就顶着这个头衔出生的，他们是看到自己的父辈因为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正被边缘化或者完全远离权力中心的时候，才自己顶上的或者受到被人鼓动顶上的这个头衔的。关于红卫兵的行为，很有争议的还有“破四旧”，这是“红八月”里第一个大动作，一直延续在整个文革过程里。出问题的也是早期高干子弟红卫兵“破四旧”阶段，因为他们的不少极端行为是伴随“破四旧”出现的，现在主流对这个“破四旧”也基本全否定的，认为是“革了文化的命”。主流隐瞒了极端行为是谁干的，故意引导人们认为是毛泽东、林彪等人对文化的蔑视和残暴的结果。实际上，这不是毛泽东、林彪要的结果。毛泽东对于“破四旧”是怀着很复杂心情的。根据王力的回忆，要是“破四旧”是服从于“斗、批、改”这个本质任务进行，有理有节，就不会让毛泽东感到不安了。至于林彪，我读到的材料告诉我，虽然他文革初期关键场合讲话多一些，在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时候，按照《十六条》要求，提倡了“破四旧”，但是，他对于“破四旧”的看法，和其他军队里的将帅大致没有重大差别。此外，长期以来，只要说到文革中的极端行为，许多人就“理所当然”按照主流思维模式，认为都是陈伯达、康生、江青为代表的中央文革鼓动干的，这个“革文化命”的“破四旧”也是遭遇这样一种情形。但是，让这些人大跌眼镜的是，中央文革中无论康生，还是江青，或者王、关、戚，都主要关注的是“斗、批、改”，而不是鼓励无理性的“破四旧”。康生和戚本禹在文革期间更是具体保护了很多文物，戚本禹还有1967年1月27的《戚本禹同志与图书、文物、考古、博物馆等单位革命造反派座谈会时的讲话纪要》存世，详细规定并引导当时有关人员如何在文革中保护文物、古旧书画。他当时作出的贡献无人可以取代。
 
 
　　1966年9月25日，叶剑英和戚本禹等人接见艺术院校团体部分师生，叶剑英发表讲话（叶的女儿叶XX是当时艺术院校红卫兵头头之一），以下叶讲话内容足可以让严肃的历史反思者，重新审视“破四旧”中的极端行为责任归属问题和“破四旧”本身的功过是非问题：
 
 
　　【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树立了不朽的功勋。例如，北京市有一万多黑户，深宅大院，解放十六年谁都没有进去过，一些坏人就是在里头捣鬼。公安局，司法人员没有足够证据也不能抓。有个圣修学院，是外国鬼子在我们中国搞来多少年的，谁也不敢动它。红卫兵小将，管你什么法律不法律，一扫而光，多少年的老大难问题，红卫兵解决了。有些极反动的家伙，十多年来天天骂我们的党和毛主席，左邻右舍都知道，恨死他们了，但谁也不敢动他。这一回小将们就把他们揍死了。可能违反一点政策，可更大的利益是扫除了坏人，扫除了我们社会上的垃圾】。
 
 
　　叶这里提到的圣修学院是当时坐落在东单三条玛利亚方济格修女会，8月24日遭到十几个红卫兵的冲击，红卫兵提出驱逐“披着宗教外衣从事间谍活动”的罗马修女（8月31日，8名修女被北京市公安局以间谍指控驱逐出境）。
 
 
　　“破四旧”不是文革的主流，只是一个辅助目标，重在消灭腐朽文化的某些物质载体。我本人对于“破四旧”并无反感，我也绝对不认为“破了四旧”，就是“革了文化的命”，我国以儒家体系为主体的传统文化的命就该革，不革，这个民族不足以新生！我前文曾经对此有过讨论了，不重复。
 
 
　　纵观高干子弟保皇派红卫兵的行为，不难发现他们表现出明显的两面性：一方面，当文革试图达到的目标和他们的利益不相冲突的时候，如这个“破四旧”本身，他们就是文革的正面力量；另一方面，当文革试图达到的目标与他们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例如，“斗”，即“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直接“损害”到他们父辈时候，他们就会成为文革的巨大破坏力量，就会在他们父辈的力量保护下和政治手腕的指导下，把文革完全搞变形，如按照谭力夫的“血统论”理论，残酷斗争所谓“黑五类”，还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搞成“暴力武批”，搞成“肉体批判”。
 
 
　　“到底谁或者什么组织在利用红卫兵运动，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红卫兵在毛泽东和刘少奇的两条路线斗争中发挥怎样真实的作用？”——这也是本文前文提出的一个问题。这篇文字到此为止也实际上给出了完全的回答。这里只需要补充几点。
 
 
　　第一点，官版历史书籍对于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后各50多天的事情，凡关涉刘少奇的，都是蜻蜓点水，都是空泛地抽象地只说刘少奇的好，说他为了党的利益，为了国家稳定，顾全大局，不顾个人荣辱进退，其他更为重要得多的具体历史细节，包括他在前50天和工作组道到底干了些什么，后50多天他作为国家主席和党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里的第八常委，到底做了些什么，一概不做具体记录，奥妙就在于一条干预和破坏文革原定战略目标的刘少奇路线不能公开表述。
 
 
　　毛泽东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就打算很快召开“九大”，结果由于刘少奇明暗相间主动出击，动员组织路线全部力量和他们的衍生力量，全方位阻挡文革正常进行，使“九大”迟迟不能召开；只要“九大”不能召开，刘少奇就可以继续不断发挥中枢控制力量。这样一来，在“九大”无法召开的情况下，毛泽东不得不采取新的措施，这就是10月工作会议和后来的相关配套措施。本来毛泽东对刘少奇是念党内同志的情谊，在政治上是“治病救人”的，没有打算彻底打倒他，可是刘少奇却是破釜沉舟而来，毛泽东这个阶级斗争老师让刘少奇这个阶级斗争的学生给自己上了最好的一课，被其搞得处处狼烟，这阶级斗争的老师，就不得不发力了。用三司，而不是直接正面动用国家机器，解决高干子弟保皇派红卫兵，就是毛泽东发力的一种方式。在这里还是见到阶级斗争老师比阶级斗争的学生技高几筹，而不是一筹：你不是利用红卫兵来搞得我狼烟四起吗？看我怎么用我的红卫兵消灭你的红卫兵！如果说这算是毛泽东利用红卫兵的证据，那我是不否定的。
 
 
　　刘少奇在遭到全面批判信誉破产后，向毛泽东请辞国家主席职位，条件是尽快结束文革，保护老干部。这种挑战后落败求饶，还想要留着青山卷土重来的假高尚道德情操，对于写出过“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毛泽东来讲，当然毫无意义。鉴于前期刘少奇的做法不再有政治上宽容他的余地，毛泽东决定不但要彻底解决他的政治路线，还要彻底解决他的组织路线，便让周恩来组成专案组，担任组长，翻出刘少奇的老底，包括“61人案”，最终彻底摧毁刘少奇的组织体系。
 
 
　　第二点，周恩来在红卫兵运动中的微妙角色。我在这篇长文里已经多次不同程度点到了周恩来在文革开始后到这个时期整个时间段里的微妙作用，在红卫兵问题上，我也做过一些相关讨论，如，谈到谭力夫鼓吹“血统论”的时候，我在一个括号里说到：周恩来对谭力夫的讲话，开始的态度是说那是“形左而实右”，当“三司”大规模批判谭力夫的时候，就出来保护谭力夫，不让批判，当毛泽东下定决心解决这些他称为“一大害”的干部子弟红卫兵败类的时候，周恩来又一度支持毛泽东的某些措施。又如，在谈到陶铸将西纠几乎变成了自己的私人卫队，党卫军的时候，我交代了陶铸主要是协助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而国务院的秘书长其实一直是和西纠紧密互动的。再如，在谈到毛泽东打算用三司反制保皇派红卫兵的时候，我又几次提到了周恩来的关键出场和关键讲话，甚至提到在1967年4月22日释放100多“联动”分子前后，周恩来起到关键作用。
 
 
　　的确，在每个关键的当口，总有周恩来的身影，让人看到周恩来对于毛泽东重大措施的支持，没有周恩来，整个文革历史就无法书写，但这却又并不意味着周恩来总是紧跟毛泽东的。但是，如果反向立论，说周恩来是反对毛主席的，那也不对，因为四处都是周恩来紧跟毛泽东的证据，包括这里所列的这些。周恩来的政治技艺炉火纯青，就体现在这些具体的点点滴滴上了。
 
 
　　“血统论”红卫兵在“破四旧”的时期，斗的目标对准的都是“黑五类”，章士钊、蒋光鼐等人也一定程度遭受冲击，章士钊写信向毛泽东求援，毛泽东开列了一个名单，叫周恩来执行保护，周恩来得此尚方宝剑之后，扩大保护名单，使许多他私人关系里的人也受到保护，而最经典的“感人”事情，莫过于保护上海万国公墓里的宋庆龄父母墓碑。宋庆龄得知自己父母的墓碑被推到后，哭哭啼啼，向中央提出自己死后要和父母葬在一起，以此向中央施压。周恩来知情后，就借助毛泽东的权威，下令上海方面修复墓地，竣工后拍好照片寄给宋庆龄。此举不光让宋庆龄倍感欣慰，更是让许多民主人士都把周恩来奉为儒家君子，道德楷模。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高干子弟为主的红卫兵成立一司的时候，邀请周恩来、叶剑英和中央文革江青、中办主任汪东兴等参加一司成立大会。江青不知道是否合适参加这样的活动，完全听凭周恩来、叶剑英等人的。周和叶对江青说一定参加，后来在会前一定时间离开办公室，给人感觉是参加一司成立大会了，江青得到一司筹委会方面的电话催促，询问得知周和叶已经出发了之后，就匆匆赶到会上，但发现只有中央文革几个秀才和中办主任汪东兴等人在，就知道上当了。周去做其他事，躲开这个艰难时刻，而叶只是坐车到大街上转了几个街区，知道江青出发后，就回到办公室去了。一司主要领导人在成立大会上没有见到承诺参加的周恩来，很是失意，就在晚上到天安门集会，表达一司成立的喜悦兼未见恩来的忧郁。周恩来其实派了秘书秘密到成立大会会场，秘书还一直尾随一司领导人到晚上，跟踪到广场，密带他们到人民大会堂谒见了周恩来。周恩来如此兑现了参加一司成立大会的承诺，让一司领导人荣耀万分。
 
 
　　江青在一司成立大会上公开露面，造成的恶果一直无法消除，一司的恶性行为，外界都以为是中央文革里江青派支持的，而实际上周恩来、陶铸等人才是一司、二司的真正支持者。一司还承担过诸多由周恩来派遣的秘密任务，例如以串联名义紧急奔赴上海，保卫上海陈丕显、魏文伯、曹荻秋等人，还远征内蒙古保护当地党委领导人。这些则至今也不为一般公众所知道。
 
 
　　纵观整个红卫兵运动，毛泽东是红卫兵的名义总司令，用现在的话说，是法人代表，是董事长，周恩来则是总经理，是CEO，是实际的总司令，怎样运用红卫兵，不是毛泽东说了算，而是周恩来说了算。周恩来在运用红卫兵一、二、三司的时候，是有章有法的。这样一来，现在的历史解读，要毛泽东这个董事长必须为高干子弟红卫兵的一切恶行承担历史责任，就在所难免了。
 
 
十五
　　由于红卫兵运动被作为耻辱史载于官版历史，不少当时的作恶者摇身变成了“洁白无瑕”的人，以亲历者的身份成为有关历史研究的专家、学者，或者在权力位置掌管国家舆论机器，几十年来如一日，对红卫兵运动进行笼统的挞伐，把保皇派红卫兵当年犯下的种种暴行，加在造反派红卫兵的头上，以至于许多当年没有干过一点点恶事，坏事，只干过为人民的好事，只做了该做的正当事情的红卫兵们，也羞于承认自己当年是红卫兵，数千万红卫兵就这样遁于无形，人间蒸发了。这其中的“奥妙”本身就昭示了，有关红卫兵的指控是值得人们仔细再度调阅旧档案的。
 
 
　　红卫兵运动带出来一个非常重大的现实政治问题：如何体现和保障民众的结社自由？弱势者如何维护自己的政治权益和经济权益？
 
 
　　当年，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态度是迥异的，这在今天被主流不负责任解释为毛泽东利用红卫兵打倒刘少奇。如果说毛泽东不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尊重当时的《宪法》赋予的民众的结社自由的权利，而是出自当时特定条件下的特殊政治需要，作出的选择（打倒刘少奇），别人处在他的位置也会同样作出他那样的选择，那么，一个无法忽视的事实就摆了出来：1/9/8/9年高校中也曾出现过自发的学生组织，其遭到的命运是什么？那时候处在毛泽东当年位置上的人是谁？这个人是不是刘少奇衣钵的忠实继承人？是不是可以代表刘少奇？——我看是可以的。
 
 
　　这就是说，毛泽东让红卫兵组织合法化，单单用“特殊目标下的特殊政治需要”，来做偶然性解释是解释不通的，此其一。其二，红卫兵是自发诞生的学生组织，不是毛泽东或者林彪、江青、康生等人的阴谋设立的，只是在毛泽东的直接关怀下成为了合法组织。造反派红卫兵则明显是带有强烈的维权性质的，最早是反对工作组对他们自身的压迫，为自己维权，后来是担负着消灭保皇派法西斯团伙，为民除害、为社会除害的历史使命，为全体被压迫者维权。即使红卫兵中出现了“联动”这样的反动透顶、残暴无比的极端组织，毛泽东也没有否定红卫兵的真正主流的进步意义。因此，在文革高潮过去之后，在1970年代初期到中期，红卫兵作为一种一般性学生组织，在中学里完全合法保存下来了。这一事实不容抹杀，其现实意义更需要一切关心人民生存状态，关心民众结社自由，言论自由，鼓励用这些自由工具维护政治经济权益的人们，抛开阶级的偏见，撕下一切伪善面具，拿出诚意来重视。凡是用各种理由拒绝或者反对当今被压迫的人民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的，不管他们头上有怎样鲜红的顶戴花翎，嘴里说着怎样革命的语言，都无一例外是反人民的反动资产阶级或者他们的代表。
 
 
　　“五洲震荡风雷激”全文完
 
 
　　说明：由于最近有其他事情需要特意关照，“五洲震荡风雷激”就此匆匆打住。本来要写到“二月逆流”，去衔接缩编的《暗桥》，有朋友提出《暗桥》不宜缩编，该保持原貌。我觉得有道理。此外，1966年11月，新的革命种子播下了，它标志工人造反派的登台，不久是“1月风暴”，严格讲，导致“二月逆流”的是11月的种子，1月长出的树苗。换句话说，1966年10月结束，刘少奇时代完结，周恩来时代开始。这个五洲震荡风雷激，原是以刘少奇为叙述对象，因此，到此结束也合情合理。我打算在下月以《新革命遇到旧制度》为题，继续文革史的梳理，《暗桥》不做改编作为本系列的参考，关于“720事件”，将另开一篇叙说。 
 
　　2013-0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