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分享李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特约研究员)的文章观点：新华盛顿共识”重塑美国经济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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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通过对美国经济史的历史扫描，分析美国不同时期对不同“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信仰以及这种信仰之下所奉行的经济政策主张，揭示出美国经济不同阶段的历史特征。华盛顿的经济政策变迁无不反映出时代的要求与美国政治现实的脉落。

　　2023年4月27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演讲，全面阐述了拜登政府的国际经济政策议程，并首次提出“新华盛顿共识”(New Washington Consensus)将成为未来美国经济战略规划的思想基础。这标志着美国经济理念和战略实践正在发生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最大幅度的转型。这一转型不仅关系着未来国际经济秩序的演进，也将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造成深远影响。

　　纵观历史，美国经济思想光谱上存在“一明一暗”两条并行线索，即杰斐逊主义与汉密尔顿主义，它们分别脱胎于以自由主义为内核的“不列颠传统”与以国家主义为特征的 “德意志传统”。

　　19世纪的美国总体处于杰斐逊所主张的自由放任时代。这一思想强调，政府不过多地干涉经济活动与社会生活，而是实行最低限度的政治控制，从而形成了一种“小政府、大市场”的宏观经济制度结构。

　　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对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和制度再次构成严重挑战。罗斯福通过“新政”急剧扩大联邦政府职能，行政部门首次大规模介入国内经济活动，使美国进入“大政府”时代。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国内社会针对自由主义的反叛力量开始大规模孕育。在对内方面，美国经济不平等日益严峻，广大中下阶层在经济全球化中并没有获得充分的福利，而金融集团和技术精英攫取了经济全球化中的绝大部分收益，这加剧了美国内社会的分裂和政党政治的极化。在对外方面，来自中国的经济竞争压力日趋上升，美方认为，基于自由主义思想所制定的对华接触战略不仅没有改变中国，反而给美国培育了一个强劲的综合性竞争对手，并逐渐侵蚀美国领导的自由国际秩序。内外条件的变化在美国内部激起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学术反思和政策辩论，这本质上也是200多年前杰斐逊和汉密尔顿辩论的再现和升华。

　　简言之，“新华盛顿共识”的内核在于，美国要摒弃对自由市场的过度迷信和美好期许，而决心动用国家机器的力量，从国内产业政策和国际经济联盟两个方面，全面复兴国内产业生态系统和科技创新能力，以达到在国际上竞赢战略对手、在国内重建强大中产阶级的战略目标。

　　需要追踪的是，拜登政府或者后拜登时代为应因中国崛起这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采取的新的政策动向，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正在让位于国家干预主义，成为华盛顿的新选择。

　　接下来，中美产业与科技竞争将更加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