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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鹏:蔡元培先生,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前几天,一个朋友表示很震惊,他说他读蔡元培传记,刚刚发现那个在《觉醒年代》中温文尔雅的蔡元培先生,居然在4.12中主持过“清党”。

  我说这是事实,蔡元培确实是“清党”的主要策划者。

  你要说蔡元培是陈独秀的好友,欣赏过陈独秀、李大钊,帮助过青年毛泽东,支持过研究马克思主义,喊过“劳工万岁”口号,保护过北大进步学生,这些是事实。

  但蔡元培在412反革命政变中,坚定站在蒋介石等国民党右派一边,坚持“反共、清共”,支持逮捕共产党人,甚至提供过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名单,其中还包括他的学生柳亚子,这也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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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被逼的,不是被胁迫的,是主动参与、甚至试图领导“清党”的。

  1927年4月2日,蔡元培和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古应芬、陈果夫、李宗仁、黄绍竑8人,在上海召开“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蔡元培任主席。会上,吴稚晖提出,“以非常之处置,护救非常之巨祸”。蔡元培拿出《共产党祸党证据及共产党在浙祸党之报告》,让委员传观。会议在蔡元培的主持下,还审定了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和各省党员应进行看管的共产党人名单,共计179人。这份名单,包括了毛泽东、周恩来、陈独秀等中共领袖。”会议通过了吴稚晖提出的弹劾文告,要求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采取紧急措施,将各地共产党员由军警加以逮捕。4月3-5日,蔡元培和蒋介石、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在上海连续举行秘密会议,策划反共清党。

  1927年4月9日,蔡元培和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等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名义,联名发表了‘护党救国’的通电。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革命群众,屠杀5000余人,史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在此期间,国民党特务在上海街头抓到穿西服、口袋插钢笔的人,就能当作共产党处决了;地方上地主乡绅反攻倒算,残酷虐杀基层干部,很多国民党左派、农会干部都被当作“共党”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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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蔡先生家乡,浙东警备司令王俊以“反革命”罪名,查封国民党宁波市党部机关报宁波《民国日报》并逮捕报社社长。随后又扣押市党部、市总工会领导人,拉开了浙江“清党”的序幕,到这一年结束,浙江共有1805人被捕,其中又有932人被杀。这里面固然有大量的我党同志,但更多的是国民党左派,更多的还是无辜的国民党党员。浙江的豪绅地主假借清党之名,把各地宣传主张减少地租的人,不管什么人,都当做“共党”枪决。

  1927年6月6日,蔡元培主持召开清共会议,通过了一份通缉名单,当时的中共高级领导人,全部名列其中;蔡元培参与了名单的审阅、定稿。

  1927年12月13日,蔡元培表态支持蒋介石,说蒋介石“功在党国,此次再任艰巨,自极赞同。余意蒋先生复职以后,必能将所有军队凡立于铲除共党、打倒军阀之旗帜者,结合为一。现在武装同志大家都应觉悟,同心努力,一致为铲除共党、打倒军阀之工作。此外种种皆不足置虑也。”

  1928年2月8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蔡元培又领衔提出《为防范共党扰乱阴谋之提案》,声称“中国国民党虽经实行反共、分共数月如兹,但现在共产党扰乱中国之计划行为,仍甚猖獗,证据确凿,不得不加以制止”。

  这个“清党”,清得血流成河、人头滚滚,蔡先生是亲眼见证的,但他并依旧支持蒋介石,支持清党反共。

  1927 年4月清党前,国民党自己的统计数据是:普通党员人数(不含军政和海外党员)约65万,而到1928年3月,即上海“4.12”和武汉“7.15”后约一 年,国民党员人数已经锐减到22万;国民党的口号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所以,大革命中广泛建立的国民党基层党组织、进步的国民党青年才俊,基本被杀绝了。《国民党中央周刊》记载:“不但在农民中很难找到国民党党员,并 且在一切农民运动负责人员中,在地方自治工作人员中,在农村文化教育负责人员中,以及农村经济建设负责人员中,都不容易看到国民党党员的踪迹。”负责清党的军法处胡逸民感叹:“溯自清党运动开始以来各处土豪劣绅均乘此机会大肆活动。凡曾努力于革命之青年,鲜不加以共产头号,以图一笔抹杀……长此以往,国民党之元气不伤于共产党之捣乱,亦将伤于土豪劣绅之手矣。”他们自己都知道,清党毁了国民党自己的根基。

  广东 1926年10月统计, 国民党党员人数156915人;1934年11月统计, 党员人数87202人;

  广西 1926年10月统计, 国民党党员人数128394人;1934年11月统计, 党员人数5671人;

  湖南 1926年10月统计, 国民党党员人数34400人;1934年11月统计, 党员人数21087人;

  湖北 1926年10月统计, 国民党党员人数30000人;1934年11月统计, 党员人数12236人。

  国民党的清党活动,致使一批对革命有信仰、有理想和有热情的党员被杀害,基层职位空缺,结果被一些当地土豪劣绅所乘。如国民党四川省各县的团总或团练局长占据了原先“共产党少年”的位置,而这些团总和团练局长原先都是土豪劣绅,他们结党营私,招上来的党员也是些流氓地痞。以河北省为例,“各县市指委中十分之九没入过党,有的是小土劣,有的当过税吏,有的曾做土匪,有的患神经病,其余确系不明白党义的盲从青年……”蒋介石清党后,都剩下了些什么人?地痞流氓、土豪劣绅。连黑社会杜月笙都能够去竞选上海市市长,青帮大佬黄金荣还被蒋介石封了官.....所谓清党,其实是一次封建土豪劣绅旧势力的反攻倒算。

  很多地方因为滥杀无辜,基层国民党党员几乎被杀绝了,粗略估计,不算真正的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与进步青年被杀了38万。

  有人说,蔡先生和蒋介石不一样,蔡先生反对“胡乱杀人”。

  确实,针对浙江清党文员会枪杀20多名中共党员及革命青年这件事,他曾经严厉批评:“我们不能随便杀人!昨天那样办,太荒唐!太草率!太不好了!此后必须谨慎”。“必须做到三件事:第一,抓人,必须事先调查清楚,始可逮捕;第二,定罪,必须审问清楚,证据明白,才可明白;第三,杀人,必须其人罪大恶极,提出清党委员会,经会议决定,始可执行。”

  明白这段话的意思了吗?不能“胡乱杀人”,要调查清楚,确定是“罪大恶极”的XX分子,才能杀!

  有人不太理解,为什么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的“忠厚长者”,支持新文化,温文尔雅的蔡先生,忽然会变得如此“杀气腾腾”?

  首先你要搞清楚蔡元培的阶级属性。

  历史上我们把辛亥革命叫做“资产阶级革命”,实际上当时同盟会、光复会、兴汉会、华兴会的老哥们中,革命党的核心主力里面,根本没有普遍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唯一和资本家沾边的是南通的张謇,但他实际上是个“立宪派”,不支持革命。广大革命党人,其实都是乡绅、地主、封建官僚阶层的传统知识分子。绝大部分人,对“民主”其实不感兴趣。

  孙中山先生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的时候,背后挂的是朱元璋的头像;三民主义开宗明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就是个民族主义主张。孙文自己也承认:“予少年主张,谓汉人作皇帝,亦可拥护“,孙先生的朋友刘学询曾经说过:“我当洪秀全,你当杨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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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是江浙的光复会元老们,比如蔡元培、陶成章、章太炎、秋瑾、徐锡麟......他们和资产阶级毫无关系,他们连自由民主共和都不太支持,他们的政治理想只是推翻满清政府,接下来做什么,他们不太关心。

  这帮人,你让他们接受共和体制、议会政治,他们勉强可以接受,因为这种“民主选举”方式,依旧可以保证他们这些乡绅乡贤进入政坛,你看“民国”建立之后,从中央到地方,各路“议员”,不还是满清的老官僚、老乡绅、老地主知识分子嘛,有的人在大清的时候当总督,“革命”的时候把顶戴花翎一摘,辫子一剪,立马就成了民国的督军、大帅了。

  如果太平无事,这帮人会支持建立高等学府,给教授开高工资,支持研究学问,甚至支持引进西方先进文化,支持研究马克思主义,他们甚至也会口头上同情“劳工”......屠杀京汉铁路工人的吴佩孚,也曾经号称支持“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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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指望这帮人能够理解被压迫被剥削最深的工人和农民?理解布尔什维克的主张?理解工会、农会?那是几乎不可能的。

  其实你宣传打倒资本家,他们可能还并不介意,因为他们不算什么资本家,他们也不懂啥是资本家,但是你如果宣传减少地租、土地改革、耕者有其田、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那就要了他们的命了,谁是地主?谁是土豪劣绅?他们恨不得把你剥皮点天灯。

  这就叫“阶级矛盾”和“阶级仇恨”,平时可以温情脉脉和你讨论学问,但你动了他们的剥削、压迫的统治根基,他们是要杀人的。

  对于“反共”、“清党”这段黑历史,蔡元培本人是坦诚的,1934年1月9日,蔡元培读到香港《平民日报》的一篇文章,文章在谈到清党运动时,着意为他解脱,而将责任全诿于吴稚晖,他阅后在报上批语曰,此文“于我多恕词,而于稚晖多责备。”意思是——我干的,不要全怪吴稚晖。

  蔡元培这个人,是有其政治野心、政治手段的,担任北大校长期间,他的“兼容并包”,实际上不是别人对他的评价,而是他用来为自己辩驳的政治口号,他引进陈独秀、李大钊,有与陈独秀惺惺相惜的成分,也有利用陈、李的激进攻击反对势力的意图......所以,他这个人是复杂的。

  “清党”中,他坚定站在蒋介石一边,因为他当时也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政治利益和蒋介石集团是绑定的,而且他原本就支持“政治强人”的铁腕强权,所以就押宝蒋介石。九一八事变后,为了维护蒋介石,他出面平息学生们对“不抵抗政策”的怒火,甚至还被愤怒的爱国学生打伤住院。

  然而后来在国民党内斗中他不断被边缘化,地位远不如吴稚晖;抗战中,他又发现蒋介石不过是个帝国主义的“石敬瑭”,不符合他强烈的民族主义诉求,于是又开始“反蒋”。

  他后来和蒋介石决裂,和宋庆龄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营救过大量国民党左派、共产党、进步人士,包括牛兰夫妇、陈独秀、许德珩、侯外庐、刘煜生、廖承志、丁玲、罗登贤、陈赓、余文化、陈广、陈淑英等人,他还试图营救过瞿秋白,也公开为被蒋介石残杀的杨杏佛喊冤......这些也是事实。

  晚年他的思想也在发生转变,1939年8月,他在病中阅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和其夫人韦尔斯的《续西行漫记》。他读的很认真,在日记上记下了每一章的标题,还特别记下:“其第三章中有‘共产党基本政策’、‘论对日战争’等节,述毛泽东的意见,颇详。”“第五章之等到他醒来的时候,对于中国前途的希望,说得甚为恳切。”这时候他才开始真正了解什么是“共产主义”。

  正因为他思想的转变和保护共产党人和左翼进步人士的举动,所以我党依然把他当作了“前辈”和“朋友”,所以他去世时,教员才会发唁电称:“香港九龙奥士甸道蔡孑民先生家属礼鉴:孑民先生,学界泰斗,人世楷模,遽归道山,震悼曷极,谨电驰唁,尚祈节哀。”周恩来才会送挽联云:“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

  人是复杂的,也是变化发展的,盖棺定论的时候,功劳不能遮掩,过错也不必讳言,这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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