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不太清楚这条热搜是怎么造出来的。
但无论如何，它的目的和诉求是非常鲜明的，几乎无需争议。
如此急迫情绪在于，我国真的已经步入了「低欲望社会」。
特别是性消费之萧条，完全步了日本和韩国后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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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四年前，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就曾共同发起过一个“中国人私生活质量调查”，6828份有效问卷显示：中国年轻一代的性活跃度呈严重下降趋势，超过一半的95后性生活频率低于每周一次。
这是什么概念呢？
如此性生活频率，比80后甚至70后的中老年人还要低。
2024年底，国投证券的年终演讲，其中一段话蛮有意思：
一个省人口越年轻，消费增长越慢；一个省人口越老，消费增长越快。
这个结论有些反直觉，被市场参与者归纳为三句话：生机勃勃的老年人，死气沉沉的年轻人，生无可恋的中年人。
白云山年报显示，国产伟哥代表金戈的销量从2023年的1亿片，大幅降到2025年的8785万片，日均销量则从27.7万片降到24万片，同比下降13.2%。
销售额也从12.9亿元下降到了10.3亿元，同比降幅为20.2%。
这几乎意味着用伟哥的那个群体，有高达13%的人停止了他们的性生活。
不仅是国产品牌，进口原版品牌万艾可2024年的销量同比也下降了7.7%。
金戈和万艾可作为占据国内市场份额92.9%的两大主力品牌，他们的销量双双遇冷，足以说明整个性市场的萧条程度。
如果说伟哥还只是部分群体使用，那么避孕套数据的下滑则更具说服力。
2024年时中国避孕套市场规模156亿元，对比2023年的187.86亿元，足足下降了17%。
更不用说性需求衍生的“暧昧消费”了，如酒吧、KTV、夜店等社交消费也在大幅降温。
过去三年， KTV消费降幅高达86.9%，夜店娱乐降幅也高达76.9%，酒吧消费也下降了65%。
看，什么都没意思了，什么都让人提不起兴趣了，什么都让人无法再重拾「兴奋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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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路，日本已经趟过。
上世纪90年代，在经济泡沫破裂带来的剧痛中出生的“平成废宅”一代，亲历着股市和房价暴跌带来的动荡，大学生就业率仅56%，直接推动“躺平”大潮汹涌奔腾——日本18-34岁年轻男性中单身比例常年维持64%左右，日本出生人口也从1994年后直线下滑，至2009年彻底进入了人口负增长时代。
低欲望社会，带来的结果就是全民压抑。
首先是不买房子，从1983年到2008年的二十五年间，30岁至39岁日本人的持房率从53.3%降至39%，30岁以下的持房率也从17.9%降至7.5%。
进而则是日常消费的暴跌。
泡沫破裂前的1985-1990年，日本消费平均增速为4.6%，但在泡沫经济破裂后，日本消费增速迅速回落，1991-2010年平均增速仅为0.92%。
需求不振，物价持续走低，日本GDP平减指数从1990年开始下降，1995到2013年经历了近二十年的无情负增长，“失落”一词毫不夸张。
为刺激经济，1999年2月日本政府开始实行零利率政策，直到2024年5月才结束零利率政策，并且于2001年3月开始首次量化宽松，后在2013年“安倍经济学”中加以强化。
可是，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没有快速扭转日本居民和企业部门的去杠杆进程。
日本央行1999年就把利率降到0，但2000-2015这十五年间日本企业和居民仍旧在加速去杠杆，企业部门杠杆率从125.2%降至低点98%，居民部门杠杆率则从71%一路降至59.5%.
要知道，利率下降意味着借款成本降低，那么在一个健康的经济体中，借贷成本降低，通常会刺激信贷需求、增加居民消费支出、进而提振总需求，带动经济回暖。
但是，日本成为了经济学的反例。
由于全社会的低欲望，无论利率降得多低，他们也不结婚，不贷款消费，不买车不买房，使得日本政府在2000年前后施行的货币政策完全失效。
这其中，青年群体是数目最庞大的显性样本。
平成时代，日本先后经历了两次“就业冰河期”：第一次是1993-2005年，泡沫破裂后企业大幅缩减新人招聘，大量毕业生找不到正式工作；第二次是2008年雷曼危机后，就业市场再度恶化，“冰河期世代”的年轻人被迫进入非正式雇佣市场，收入与职业发展都陷入了长期困境。
非正式雇佣意味着什么？
首先是收入的巨大差距：正式员工的平均年收入约为450万日元，而派遣社员的平均年收入仅为200万日元左右，不足正式员工的一半；其次是职业的不稳定性，派遣合同随时可能终止，没有稳定的职业预期；第三是社会福利的缺失，很多非正式员工无法加入厚生年金，未来养老没有保障。
三浦展在《下流社会》中精准指出：
非正式雇佣的扩大直接导致了日本中产阶级的崩塌，年轻人的阶层意识持续下滑，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自己属于“下流阶层”。
而在日本的婚恋市场中，稳定的正式工作一直是男性的核心竞争力，大量非正式雇佣的年轻男性在婚恋市场中直接失宠，沦为被排除在亲密关系之外的边缘化群体。
加之加班文化、剥削体制、被迫应酬、长途通勤等恶劣劳动生态，日本劳动者的可自由支配时间被严重挤压。
结束一天的工作与通勤后，剩下的只有疲惫的身体与麻木的精神，连好好休息的时间都不够，遑论花费时间精力去约会、追求异性、经营亲密关系……
性与恋爱，本质上需要投入时间与情感能量，但内卷化的劳动体制恰恰耗尽了年轻人的能量，让他们连产生欲望的余力都没有。
医学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长期加班、睡眠不足、压力过大，会导致男性睾酮水平下降，女性雌激素分泌紊乱，直接导致性欲降低。厚生劳动省的调查也发现，工作压力大、加班时间长的人群，无性婚姻的比例显著高于工作轻松的人群。
日本生育率，焉能不跌？
根据日本家族计划协会（JFPA）的调查，在已婚夫妇群体中，“无性婚姻”（无特殊健康原因，一个月以上没有性生活）的比例逐年攀升：2004年为31.9%，2006年为34.6%，2008年为36.5%，2010年突破40%达到40.8%，2012年为41.3%，2014年进一步上升至44.6%。
进入令和时代后，这一比例继续走高：2024年已婚夫妇中一个月以上没有性生活的比例已经超过50%——也就是说，日本有一半以上的已婚夫妇处于无性婚姻状态。
分年龄段来看，中青年群体的无性比例尤其值得关注。
2014年的调查中，40-44岁日本女性的无性比例高达65.3%，男性也达到37.7%。
原本应该处于性活跃期的中青年夫妇，却大面积陷入无性状态，这在全球范围内都极为罕见。
单身群体的无性状态则更为严峻。
根据2024年JFPA的最新调查数据，过去一年以上没有过性生活的人群比例，男性为45.3%，女性为52.8%，超过半数的女性与近半数的男性全年没有任何性生活。
更令人震惊的是年轻群体的处男处女率：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的调查显示，25-29岁女性的处女率高达32%，同年龄段男性的处男率则更高；18-34岁的未婚男性中，超过36%从未有过性经验，女性中也有近40%从未有过性经验。
这组数据彻底打破了“日本人性观念开放”的刻板印象。
作为全球成人内容产业最发达的国家，日本年轻人的真实性经验比例反而远低于很多欧美国家，甚至低于不少东亚国家。
性在日本社会正在从一种日常的亲密行为，已变成一种越来越稀缺、越来越遥远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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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事实上所谓日本“性开放”的刻板印象，与之渐趋萎靡的性消费产业之间，根本就是不冲突的。
一边是性爱频次的国民级骤降（以及对恋爱、结婚、生育的群体性排斥），另一边则是“单身性经济产业”如AV影视、plane杯、充气娃娃、成人游戏、成人漫画的大幅增长。
这只能说明一个道理：年轻人正在主张“讨好自己”，而抗拒“经营社交”。
斋藤环就有指出：
性的虚构化，本质上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
当个体在现实中无法获得认可与亲密关系时，就会退回到虚拟的幻想世界中，用虚构的满足来保护自己的自尊。
这也是为什么蛰居族、家里蹲群体中，御宅文化的比例特别高。
他们彻底退出了现实社交，完全在虚拟世界中获得情感与性的满足。
三浦展在《下流社会》中就有指明：
婚恋已经成为了阶层的筛选器，只有拥有稳定正式工作、收入较高的上流与中流阶层，才有能力结婚生子；而下流阶层的年轻人，因为经济条件不足，被直接排除在了婚恋市场之外。性爱与亲密关系，不再是人人都能拥有的基本需求，而变成了只有中产以上才能负担得起的奢侈品。
反向推动，“单身性爱”自然水涨船高。
矢野经济研究所的统计极为直白：日本自我愉悦类情趣用品的市场规模已从2014财年的1620亿日元，增长到2019财年的1810亿日元，保持着稳定的增长态势。
另据TechNavio的预测，2023-2028年日本情趣用品市场将以11.8%的年复合增长率快速扩张，市场规模将进一步扩大。
以日本情趣用品品牌TENGA的发展历程为例，即是单人性消费崛起的缩影。
TENGA成立于2005年，主打男性自慰用品，将原本看似低俗、隐晦的“自慰用品”，设计成时尚、日常的消费产品，迅速打开了市场。
根据其公开数据，TENGA的国内销售额从第一期的2.04亿日元，增长到第十三期的36.98亿日元，还出口到全球数十个国家。
女性情趣用品市场的增长则更为迅速。
随着女性性观念的开放与单人生活方式的普及，越来越多的日本女性也开始购买情趣用品，满足自身的性需求。
这样的现象同样发生在中国。
比如深圳这样典型的“牛马之城”，坐拥数百万精壮却被生存压力压迫的青年劳动力，“独身性经济”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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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如plane杯、XX棒等产业，在国内早已是风口。
最早“下海”的大厂是网易，且跟其他走电商路线的大厂不同，网易在2017年推出了原创情趣用品品牌“春风TRYFUN”，属于sextech赛道（将科技应用于人类性活动的产业）。
主打产品是高端、智能化的plane杯、女用玩具、两性调情玩具，此外还有情趣护理用品、润滑液、情趣香氛等衍生品类，上线第一年销售额超一亿元。
2023年11月，抖音平台正式开放情趣用品类目商家入驻，允许商家以货架形式售卖。
紧随其后，快手电商也于2024年3月发布一系列针对情趣用品类目的定邀入驻规范，新增情趣用品子类目，准入店铺类型为旗舰店、专卖店、卖场型旗舰店——有报道披露，快手电商上卖得最好的是情趣内衣、成人玩具、保健用品。
情趣用品市场的空前繁荣，再次印证了东亚性市场的“单人化”转向。
当性不再是两个人之间的互动，而变成了一个人就可以完成的自我愉悦，那么不需要伴侣、不需要社交、不需要出门而只需要一个产品的结果，自然就是加速了整个社会的「原子化」进程。
这背后的低欲望成因，毫无异议，是社会环境的个体投射。
这一点，韩国更是个中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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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中，麦肯锡发布过研究数据，韩国GDP增速在70年代平均为10%，创下史诗级成绩；80年代为9%，90年代回落至7%，2000年代进一步降至5%，2010年代仅维持3%左右的平均增速，到2022年四季度增速已跌至1%区间，2023年上半年增速更是不足1%。
同时，与经济增速放缓同步的是“无就业增长”的困境：1995年10亿韩元投资能带动14.8人就业，2000年降至9人，2005年进一步降到8.7人。
经济增长已越来越难以为韩国人创造充足的就业岗位。
而韩国青年群体，首当其冲承受了经济失速的代价。
尽管去年韩国整体失业率维持在2.8%的低位，但15-29岁青年失业率仍长期居高不下，2019年前后一度突破10%，2025年仍达6.7%，远高于整体失业率水平。
更严峻的是，大量韩国青年处于“隐性失业”状态：七十二万青年处于“休息状态”，既不工作也不备考，青年就业保险参保人数连续十九个月下降，青年经济活动人口持续萎缩。
对于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而言，毕业即失业、备考好几年才能拿到一份稳定工作已成常态。
那么，在生存都充满不确定性的前提下，恋爱、结婚这类需要长期投入的人生选项，自然被无限期延后。
经济与结构层面的压力，最终具象化为社会层面的欲望退潮。
从恋爱意愿到结婚率，从生育率到性生活频率，再到性相关产业的变化，近二十年韩国社会的性活力呈现全面、持续的下滑趋势，形成了名副其实的“性萧条”谷地。
数据咨询机构PMI 去年的调查显示，韩国20-49岁未婚男女中，71.7%的人目前没有恋爱；分年龄段来看，20岁群体恋爱比例为61.1%，30岁群体降至72.6%，40岁群体更是高达81.5%处于非恋爱状态。
早在2018年，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的调查就展示出问题所在：20-44岁未婚男女中，仅26%的男性、32%的女性正在进行异性交往，超过七成的未婚者没有恋爱关系。短短数年间，非恋爱比例进一步攀升，恋爱已经成为年轻人生活中的“非必需项”。
年轻人不想恋爱的原因清晰地折射出经济与社会压力的影响——上述PMI调查中，“对恋爱没有兴趣、感觉不到必要性”以37.8%的占比位居首位，紧随其后的是“没有时间”“经济负担重”“遇不到合适的人”等选项。
同时，相比于日本和中国，韩国的性萧条更是在经济结构性弊病之下催生了诸多恶性犯罪风潮……
不禁试问：为什么韩国会产生虐女N号房事件以及“AI换脸”的新N号房事件？
最直观的缘由就是在阶层固化、贫富差距骇人的韩国社会中，存在着两个庞大的群体：性资源被压榨、被掠夺的底层男性，和性尊严被践踏、被凌辱的底层女性。
前者，是包括近五十万“入房者”在内的“无性可欢”的“底层屌丝”，是他们只能依靠观看性虐视频来寻求自慰的无奈现实，给作恶者提供了流量来源并激励其继续作恶；
而后者，则是韩国社会中被封建保守主义价值观层层打压的、常态化被压迫的女性被害群体。
她们恐惧来自家庭、单位、公司、社会的舆论压力，因而只能忍气吞声、任由恶魔玩弄，只求丑闻丑照不被泄露出去，这反而助长了恶魔的气焰，怯懦的“卑女心理”被恶魔死死抓住。
东亚三国这么多年的娱乐圈性服务潜规则、夜店陪酒经济、酒桌敬酒糟粕文化等等，归根结底，还是社会不公导致性资源的分配呈现畸形扭曲，导致了庞大屌丝群体的诞生。
在满足性需求的问题上，他们只能依靠堆积成山的光盘和恶臭的不良视频以泄欲，如若走向极端，便是电影《素媛》中的罪犯流浪汉。
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里说得很直白：
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
说回具体的性犯罪的话，反观中日韩三国顶层的政商界圈层，各路政治门阀家族和财阀财团掌门人及其二代三代，以及麾下与之混为一伍的官员，在事实上已经形成了封建后宫制的极其封闭的性王国。
当然，也包括女性权贵对男性小鲜肉的玩弄。
这种性资源的不合理分配，是整个社会资源成倒转金字塔形态的一个部分。
教育、医疗、法治、住房……诸领域的资源不公，致使社会最底端民众长期心理压抑、情绪内压时刻处在爆炸边缘，因而变态式犯罪层出不穷。
面对如乐天集团掌门父子、日本殖民后裔的辛氏爷俩在韩国横着走、甚至玩弄了大半个韩国娱乐圈女星后还能在法庭上嚣张地用日语骂骂咧咧的现实局面——生活在如此财阀统治的帝国，靠浏览一些黄色变态小视频以解闷，或许也就可以理解了（注意我说的是理解，不是原谅）。
不公平与封建男权压迫，是贯穿整个韩国社会的。
上流阶层有上流的性虐待，底层世界亦有底层的性虐待。
跋
很多人认为，性是纯粹的私人事务，性欲高低是个人生理与性格问题。
但是，东亚地区的案例已清晰地表露：性从来都不是纯粹私人的，它深刻地嵌入在社会经济结构之中，是时代精神与社会状态的最灵敏的风向标。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性与家庭制度，正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同的经济形态，会塑造不同的性观念与性模式。
在农业社会，性与生育、家庭生产深度绑定；在工业社会，核心家庭成为主流，性成为婚姻内部的私密事务；而在当下的后工业消费社会，随着经济的停滞与原子化的加剧，性正在从公共的、家庭的、双人的，转向私人的、单人的、虚拟的。
韩裔哲学家韩炳哲在《倦怠社会》里曾提出：
现代社会已转向了“功绩社会”，不再有外部的强权强迫你劳动，而是你自己主动追求卓越、自我优化——这种自我剥削，比外部剥削更彻底，最终导致普遍的倦怠与抑郁。
韩国乃至东亚，正是“倦怠社会”的典型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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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压抑从来不是成年后才突然出现的，而是从青少年时期就开始积累。
极致的教育内卷，从小被灌输的社会达尔文法则意识形态，无时不刻不在提醒的竞争奋斗认知……
从童年时期就剥夺了孩子的社交时间与性探索空间，直接导致一代人的亲密能力退化，步入成年后实际也难以建立健康的亲密关系——或者说，对于亲密的健康认知。
比如，一个我经常吐槽的被「规训机制」催化出的离奇景观——
孩子年幼时，谈性色变、严禁恋爱、“早恋”宛若杀人放火之重罪、连和异性同学拉一下小手都要被劈头盖脸使用最为恶俗侮辱的言语破口大骂得教训整整一晚上；结果，待孩子一到25岁前后，突然就像赶鸭子上架一般，催恋、催婚、催育，恨不得把孩子像公猪母猪配种一样送入洞房和产房……
回想1919年11月25日青年毛泽东发表在长沙《大公报》的文章《恋爱问题——少年人与老年人》中所呼所讽：
恋爱这个问题，少年人看得很重，在老头子则视其无足介意。
老头子与恋爱，是立于冲突的地位。他们看结婚，只当是“吃饭”和“接后”两种手段，完全不承认恋爱的意义。他们以为子女是父母所有的“东西”，父母要怎么处置便怎么处置，子女的恋爱自由，是万不能容许的。
所以很多时候，问题都是长期主义的。
今天如若真心诚意想要解决低生育、低消费、低增长的困境，逻辑不在表面，维度也不在五年、十年、十五年。
如韩国性医学专家姜东宇所言：
韩国无性夫妻的比例之高，在全球都处于前列，而且越来越年轻化……工作压力大、生存成本高企、过度疲劳、夫妻相处时间少，是无性婚姻最主要的原因。
不是身体出了问题，而是生活出了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