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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经先:驳关于“饿死三千万”的所谓《档案解密》

【作者简介】孙经先,徐州师范大学数学学院特聘教授,山东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石油大学兼职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常务理事。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内外广泛流传着我国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三千万”的重大谣言。这一谣言严重误导了国内外社会舆论,欺骗了亿万不明真相的人们,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从2011年以来,我们和其他一些学者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饿死三千万”进行了全面批驳,对国外学者以及我国蒋正华、杨继绳、曹树基、洪振快等人的错误观点进行了揭露和批判。我们对“饿死三千万”的批驳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们的支持、赞同和理解。
 
但是一些人依然继续以各种方式为“饿死三千万”为辩解、招魂。最近,一篇《官方正式内部公布的大跃进时期饿死人的权威数据》的文章在网络媒体和一些微信群中反复出现(见【附录】。这篇文章称:2005年9月,中央决定解密三年困难时期的“历史档案”,“经过整理编辑后,已改为《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全国各地非正常死亡情况》、《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全国粮食、钢年度实际产量情况》,正式解密,对外公开。”这份材料以“档案解密”的名义,继续编造“饿死三千万”的谣言。由于这份材料以“档案解密”的名义出现,迎合了一些人的猎奇心理,所以它迷惑和欺骗了许多不明真相的人们。
 
在这里我们将要指出,这个所谓“档案解密”完全是伪造的。为了方便,以下我们称这份材料为《档案解密》。
 

关于人口统计数据、钢产量和粮食产量“解密”的实际情况

 
《档案解密》自称“解密”了的某些数据,其中包括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的人口数据和这一期间的粮食、钢产量,以及一九五九年至六二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
 
按照这篇文章的说法,我国三年困难时期的人口统计数据、钢产量和粮食产量的数据直到2005年9月以后才解密。这里我们强调指出:对于三年困难时期的人口统计数据、钢产量和粮食产量的数据,我国早已“解密”。“解密”的时间是1983年,而都不是2005年9月以后。
 
关于我国三年困难时期的人口统计数据,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明确指出:“我国经常性人口统计资料,是通过公安部门的户口登记取得的。关于‘大跃进’和随后的经济困难时期的户口登记数字,长期没有公布。特别是由于这些数字中显示1960年全国人口比1959年净减1000万,所以当时把他们作为绝密资料。直到1983年,国家统计局报请国务院批准,才将这些数字列入了1983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第一次向国内外公布了1949年到1982年户口登记的每个年度的人口数字。”(李咸瑞:《“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载《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2期)
 
李成瑞先生的这段话明确了一个重要的基本事实:我国三年困难时期的人口统计数据在当时确实是“绝密档案”,但是这些“绝密档案”在1983年已经经国务院批准,向国内外“解密”了。并且随后国家统计局和公安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更加完整地公布了这些数据。这些数据根本不需要《档案解密》一文来“解密”。这篇文章故意向读者隐瞒了这一基本事实,除了故弄玄虚之外,就是为编造谣言做准备的。
 
这篇文章还故弄玄虚的把三年困难时期的钢和粮食的计划产量和实际产量予以所谓的“解密”。这里我们要指出的是,三年困难时期我国钢产量和粮食产量的计划数字,在当时就已经在报纸上公开宣布,根本不是什么“秘密”,也根本不需要“解密”。而这一期间的钢产量和粮食产量的实际数字,也早就在1983年《国家统计年鉴》中向国内外公布了。这些数据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也根本不需要到2005年以后才“解密”。
 
《档案解密》的炮制者连上述基本事实都不清楚,却在这里煞有介事的“解密”这些数字。下面我们看一下它公布的数字。
 
表1  关于钢产量和粮食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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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中“解密”数字是《档案解密》中的数字。“年鉴数字”是1983年《国家统计年鉴中》早就公布了的数字。人们只要对比一下就会知道《档案解密》中的数字完全是伪造的!
 
下面我们以《档案解密》伪造的我国1959年粮食产量的数字为例,说明《档案解密》的数字是多么荒唐。
 
 《档案解密》“解密”的我国1959年粮食产量为5139亿斤。如果我国1959年的粮食实际产量真的像《档案解密》所说的那样达到了5139亿斤。那么这一年 我国的人均粮食占有量就达到了380公斤以上。国际上公认粮食安全线是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360公斤,按照国际公认的标准,在人均粮食占有量已经达到380公斤以上这样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发生灾荒现象!由此可知《档案解密》的炮制者在伪造数据时,缺乏最基本的常识!(下图为解放前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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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三年困难时期的人口减少
 
《档案解密》一文以“关于三年困难时期的人口减少”为题,说“一九五九年至六二年的人口增长率 :一九五九年人口增长率为-2.4%,一九六〇年为-4.7%,一九六一年为-5.2%,一九六二年为-3.8%。”。它是想向读者说明1959-1962年期间我国人口出现了大量的人口减少,用于渲染饿死人的严重性。
 
国家统计局1983年“解密”的我国这一期间的我国的人口总数数字见下表第二列。由第二列数字可以计算出这一期间每一年人口比上一年增减的百分比,见下表第三列。
 
表2  人口增减的百分比(人口数: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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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我国这一期间,我国1959年和1962年比上一年分别增加了1.80%和 2.13%,但是《档案解密》却说这两年分别减少了2.4%和3.8%;1960年和1961年比上一年分别减少了1.51%和 0.53%,但是《档案解密》却夸大为说这两年分别减少了4.7%和5.2%。
 
下面我们分析《档案解密》数字的荒唐性。如果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58年的人口总数(65994万人)为基准,按照《档案解密》给出的人口减少的百分比,可以计算出1959-1962年期间每年的人口总数数字(见下表第二列)和每年的人口净减少的人数(见下表第三列,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得到的人口增减数见第四列:
 
表3  按照《档案解密》得到的每年人口增减数(人口数: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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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以知道:如果按照《档案解密》的数字计算,我国1959-1962年期间每一年的人口总数比上一年减少的数字分别高达1584万、3027万、3193万、2211万人,(这些数据与国家统计局1983年公布的数据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四年合计净减少约一亿人(10014万人)。
 
按照《档案解密》的数字,我国人口在这几年净减少了一亿人!如果考虑到这几年我国的出生人口为6685万人,那么可以计算出我国这几年的死亡人口高达1.67亿人,这一数字占到1958年全国人口的(65996万)的25.3%(即我国这几年有占全国人口四分之一的人口死亡),这一百分比比全国非正常死亡现象最严重的信阳地区(信阳地区的数字约为14.7%)还要高得多。由这一数字的荒谬性可知《档案解密》所给出的人口减少的百分比数字的荒谬性。
 
还有,如果按照《档案解密》的数字计算,我国1962年年底只有55980万人,仅仅过了一年半,我国1964年7月1日我国进行了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得到的数字是我国人口总数为69458万人,在仅仅一年半的时间里,我国人口又净增加1.35亿人。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如果我国人口真的像《档案解密》中说的那样,在1959-1962年期间出样了这样的减少情况,那么1962年年底的我国人口数仅为55980万人。一年半以后我国就达到了69458万人。要达到这个数字,考虑到这一期间的死亡人口,我国必须在1963年和1964年上半年必须出生1.45亿。我国在当时的情况下,一年半中出生这么多人,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
 
上面这两段叙述表明。如果《档案解密》“解密”的人口增长率数据属实,则我国在1959-1962期间有1.67亿人(占1958年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死亡,并且在1963年和1964年上半年这一年半有1.45亿人出生。但是这样的事情根本没有发生过。由此可知《档案解密》给出的人口减少的百分比数字是极其荒谬的,从而是伪造的。
 
关于三年困难时期的饿死人数
 
《档案解密》中最核心的内容是所谓“解密”了1959-1961年期间每一年全国的“饿死人数”。其数字见下表第二列。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这几年的人口死亡数据见下表第三、四列。
 
表4  1959-1962年的死亡数字(单位,人数:万人,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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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从几个方面说明《档案解密》数字的荒谬性。
 
 1. 1961年的饿死人数比总死亡人数还要多
 
由上表可以看出,我国1961年的总死亡人数为939.2万人,而所谓“解密”的饿死人数为1327万人,居然比这一年的总死亡人数还要多约400万。这就说明了这一年的饿死人数是伪造的。
 
2. 1961年的饿死人数比1960年还要多
 
为了进一步说明《档案解密》给出的“饿死人数”的荒谬性,我们需要叙述一些历史事实。
 
根据《党史(二卷)》《毛泽东年谱》《毛泽东传》的记载:党中央、毛主席在1960年10月发现了山东省和河南省存在的严重情况以后,立即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10月23日至26日,毛主席召集华北、中南、东北、西北四个大区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人开会,主要讨论如何纠正“共产风”问题。会后,中央制定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经毛泽东审阅并修改后,于11月3日发出。
 
《紧急指示信》的发出成为扭转农村严重局面的起点。 随即全国各地开展了全面的生产救灾运动。在较短的时间内,严重的局面就得到了扭转。尽管由于我国连续三年遭受重大自然灾害,严重的缺粮情况、浮肿病发病情况和非正常死亡现象在1961年仍然存在,但是与1960年相比情况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好转。到1962年,全国范围内,除了极个别的地区外,非正常死亡现象已经停止。
 
由上表第四列的数据也可以看出,我国1961年的人口死亡率明显低于1960年。这说明我国1961年的人口死亡情况明显轻于1960年。我国1962年的人口死亡率10.08‰,这一数值已经达到了1949年-1964年期间的最低水平,这也说明了1962年非正常死亡现象已经基本停止。
 
但是,所谓“解密数据”中1961年的饿死人数竟然比1960年还要多。这明显与上述历史事实不符合。也说明《档案解密》中1961年的“饿死人数”是伪造的。
 
3. 关于1962年的饿死人数
 
上面我们已经指出,1962年的非正常死亡现象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基本停止。但是《档密解密》却说1962年全国饿死751.8万人,这一数字显然也是伪造的。
 
关于城市的饿死人数
 
《档案解密》中还“解密”了1959年-1962年每年的我国城市中的饿死人数,见下表第二列。
 
表5   “解密”的我国1959-1962年的城市的“饿死人数”(单位: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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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我们从两个方面指出第二列的数据是伪造的。
 
(1)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我国1959-1962年我国城市的总死亡人数见上表第三列。把两者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出。《档案解密》所“解密”的1960、1961、1962年这三年我国城市的“饿死人数”居然比总死亡人数还要多。这说明《档案解密》的数据是伪造的。
 
(2)由上表可以知道,按照《档案解密》的数字,我国1959-1962这四年城市的饿死人数合计为687.5万人。由表5可知,《档案解密》给出的全国饿死人的总数是3755.8万人。由这些数据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我国1959年的全国人口总数和城市、农村的人口数字。可以就计算出城市、农村和全国“饿死人数”占总人数的百分比。见下表最后一行。
 
表6  城市和农村的饿死人数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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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按照《档案解密》的数字可以计算出我国1959-1962年期间城市饿死人数占总人数的百分比为6.59%,而农村的这一比例为5.40%,即这一期间我国城市饿死人的情况比农村还要严重。
 
我国城市地区有6.59%的人口饿死,而城市饿死人的情况比农村地区更严重,这些都是明显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这也说明了《档案解密》的数字是伪造的。
 

关于“12个县三年困难时期饿死100万人以上”

 
《档案解密》中称:“全国十二个县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间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人口超过一百万人以上。”
 
这个说法本身就是一个极为荒谬的谣言。为了指出这一点,我们需要指出一个基本事实。
 
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的一个“县”的人口总数大多数都在50万人以下。50万人以上的一般就属于“人口大县”,只有极少数的县的人口数字才有100万人左右。下表给出了这一期间某几年我国县的按人口总数分类的情况:
 
表7  建国以后若干年“县”的人口总数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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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中,“15万人以下”这一行对应1953年的数字“832”是指1953年这一年全国人数在15万人以下的“县”的个数为832个。其余类推。
 
由该表数据可知,以1957年为例,在1957年全国的206个“县”中,人数在15万人以下的县为695个……,而一百万人口以上的“县”只有20个。
 
一百万人口以下的县不可能“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人口超过一百万人以上”。而我国人口总数在100万人以上的县只有极少数。我们通过全面查阅,查到了1958年我国人口在100万人以上的“县”共有19个,这些县1958年的人口数字见下表。
 
表8  1958年我国人口总数超过100万人的县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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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知,这些县1958年的人口一般都在100万稍多一点,最多的也不超过118万。如果这些县中有“十二个县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间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人口超过一百万人以上”的话,那么,再加上正常死亡人口,以及在饥荒情况下不可避免的会出现大量逃荒现象,那么这些县在三年困难时期过后就必然变成“无人县”。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为此,我们查阅了这些县的《县志》的记载,所有这些县中没有一个县变成“无人县”)。
 
由此可以知道,我国在三年困难时期根本就不可能出现在“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人口超过一百万人以上”的县,各地的档案中也不可能有这样的记载。但是《档案解密》却编造出这样的谣言,并把它说成是“档案解密”,其造谣的手段是极其卑劣低下的。
 
关于“各省饥荒纵览”的来历
 
 《档案解密》在给出了上述所谓“解密”数据后,又附上了一张地图,这幅地图标出了全国各个地区的人口死亡情况。这给读者造成的印象是:这幅地图是根据《解密档案》中的数据绘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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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档案解密》的炮制者弄巧成拙了,这恰恰证明了《档案解密》是伪造的。因为这张地图是一个名字叫做曹树基的人绘制的。他在香港出版了一本《大饥荒》。这部书使用完全错误的方法炮制了全国各个地区的所谓饿死人数,并利用他的错误数据绘制了这张地图。这张地图就印在《大饥荒》一书的封面上。(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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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这张地图是曹树基根据他个人的所谓研究(这一研究是完全错误的)编造的数据绘制的,与“档案解密”根本没有任何关系。《档案解密》一文却把这张地图拿来作为《档案解密》的证据,这恰恰暴露了《档案解密》本身就是伪造的!
 
小  结
 
总之,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知道,这份所谓的《档案解密》完全是一个伪造的文件。
 
印度著名学者乌特萨•帕特奈克在谈到“饿死三千万”的问题时说:一些人不厌其烦地宣传所谓“饿死了3000万”,可是却没有人愿意花功夫去了解一下“饿死三千万”的研究者们“是采用怎样的十分可疑的研究方法得出这样的结论的。”他愤怒地指出:“我们几乎还从来没有见到过公认的学术准则和基本的学术诚实受到如此粗暴的践踏。”从这篇所谓的《档案解密》中,我们可以看到,对那些“饿死三千万”的炮制者来说,公认的学术准则和基本的学术诚实受到粗暴的践踏,他们不惜采取伪造“解密档案”的卑鄙手法编造谎言,欺骗那些不明真相的群众。为了编造谣言,他们什么样的卑鄙手段都可以使用来!但是谣言终将是谣言。任何方法都挽救不了“饿死三千万”必定破产的命运。
 
【附录】伪文:
官方正式内部公布的大跃进时期饿死人的权威数据
 
2005年9月,中央政治局经两次讨论决定对1959年至1962年全国大饥荒的历史档案有限制地解封。
 
但严禁公开,只准有限的高干接触这些档案。比如规定要专业部门对口,经省委宣传部核准,省政府新闻办、人事部门核准;并规定解封档案材料一律不作新闻、政论、宣传用途;还规定获准审阅解封档案部门、人员要登记备案,严格限制在厅局级或以上干部,等等。
 
经整理编辑后《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全国各地非正常死亡情况》、《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全国粮食、钢年度实际产量情况》正式解密,对外公开。以下是摘自该档案的原始资料:
 
1959年,全国17个省级地区,有522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95.8万多人。
 
1960年,全国28个省级地区,有1155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272万多人。
 
1961年,全国各地区有1327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217.7万多人。
 
1962年,全国各地区有751.8万多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107.8万多人。
 
该项国家档案解密"三年自然灾害"因饥饿死亡的原始数据和杨继绳在《墓碑》一书中估计的至少饿死3600 万非常接近。
 
全国十二个县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间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人口超过一百万人以上。    
 
河北省、河南省、山西省、甘肃省、贵州省、安徽省、青海省等七个省,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人口,使人口下降了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二点五。    
 
五九年至六二年的人口增长率:一九五九年人口增长率为-2.4%,一九六O 年为-4.7%,一九六一年为-5.2%,一九六二年为-3.8%。    
 
一九五九年粮食、钢产量
 
一九五九年四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批准了国务院根据中共中央建议提出的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该计划规定:钢产量为一千八百万吨、粮食产量为一万零五百亿斤。同年六月三十日,降低钢计划指标为1300 万吨。一九六〇年一月十二日、四月二日、九月十日,三次统计:一九五九年实际钢产量为1122 万吨。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七月三日,三次统计:一九五九年粮食的实际产量为5139 亿斤。    
 
一九六〇年粮食、钢产量    
 
一九六〇年一月,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政治局会议,确定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计划,提出三年和八年设想,规定年度钢产量为1840 万吨、粮食产量为6000 亿斤。同年五月,中共中央转批国家计划、经济、基本建设三个委员会党组《关于一九六〇年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基本建设计划第二本帐的安排报告》,把钢产量提升到2200 万吨。一九六一年四月一日、七月五日二次统计,一九六〇年钢产量为1351 万吨。一九六一年一月二日、四月、六月二十九日、九月,四次统计,一九六〇年粮食实际产量为2730 亿斤。    
 
一九六一年粮食、钢产量
 
一九六一年一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通过,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规定年度钢产量为一千八百万吨、粮食实际产量为四千五百亿斤;五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把钢产量调低为1100 万吨。一九六二年一月三日统计,一九六一年钢产量为932 万吨。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统计,一九六一年粮食产量为4200 亿斤。一九六二年三月十日、七月、九月,三次统计,一九六一年粮食实际产量为3300 亿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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