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亿桶石油进入市场

　　当地时间3月11日，国际能源署召集其成员国能源官员举行紧急会议，32个成员国正式一致同意向市场提供总计约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成为该机构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联合储备释放行动。

　　目前已公布的初步计划显示，多国已宣布或准备实施具体措施。其中，日本宣布释放约8000万桶，德国宣布释放1951万桶，英国宣布释放1350万桶，法国方面为1450万桶，美国表示将动用部分战略石油储备以平抑市场波动。部分欧洲国家则提出通过节能措施与需求管理政策减少短期石油消费。

　　不过，这些储备释放消息并未改变市场对供应冲击的核心预期。瑞银集团大宗商品分析师 Giovanni Staunovo表示，目前油价波动主要反映地缘政治风险溢价，市场更关注霍尔木兹海峡的运输风险，而不是库存释放本身。

　　3月11日当天，国际原油市场整体呈现震荡走势。布伦特原油价格大体维持在每桶90美元上下，美国西得克萨斯中质原油价格在每桶86美元附近波动，亚洲基准的迪拜原油价格在每桶88美元左右。总体而言，当日国际油价波动区间为3%至5%，市场处于明显的高波动状态，与前期大幅度交易价格变动相比，尚未出现单边大幅上涨。

　　为何释放战略石油储备？

　　近来，中东局势突然升级，以色列、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军事冲突迅速扩大。作为全球能源运输要道的霍尔木兹海峡，被战云笼罩。

　　3月9日，面对能源市场与金融市场的连锁反应，七国集团（G7）财政部长召开紧急视频会议，讨论是否通过国际能源署（IEA）协调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市场。会议当时仅表示“正在评估包括动用储备在内的政策工具”，并未立即作出释放决定。

　　历史经验表明，油价上涨10%，通常会推动全球通胀率上升约0.3至0.4个百分点。如果能源价格持续上涨，全球通胀可能重新面临上行压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G7财政部长此次就协调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展开讨论，似乎是一场因地缘危机引发的能源政策协调会议。一个细节耐人寻味：此次会议并非由各国能源部门负责人主导，而是由财政部长直接主持召开。会议的主要目标是决议通过释放可能增加原油供应的政策信号来引导市场预期，从而稳定国际油价。如果油价能够维持在合理区间，对G7维持国内通胀水平和货币政策稳定将产生直接影响。

　　这场会议，实际上也反映出能源问题在全球宏观经济中的角色变化。G7当前围绕油价与战略储备的讨论，隐含着全球能源体系长期制度演化的一个缩影。从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后建立的战略石油储备机制，到石油价格与美元金融体系之间的深度嵌合，再到近年来全球能源贸易格局日益明显的区域化趋势，正是在这些因素的叠加影响下，地缘政治冲突往往会迅速转化为影响全球通胀、金融市场和宏观政策的重要变量。

　　1973年石油危机的教训

　　现代全球能源安全政策的起点，可以追溯到第四次中东战争（又称赎罪日战争）后的石油危机。

　　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OAPEC）宣布对支持以色列的国家实施石油禁运，并大幅削减石油产量。短短几个月内，国际油价从每桶约3美元上涨至12美元以上。对当时的西方工业国家而言，这一冲击几乎是前所未有的。

　　当年，美国能源价格上涨迅速抬升了整体物价水平，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从1972年的约3.4%上升至1974年的约11%，酿成了战后最严重的一次通胀。美国国内甚至发生了加油站限量供应汽油，告示牌上写着“每位顾客限购10加仑汽油”，甚至部分州采取单双号限制加油措施。当时，美国约三分之一的石油消费依赖进口，日本和欧洲的进口依赖程度更高。油价暴涨迅速引发通胀飙升和经济衰退并存的局面，这也是战后发达国家第一次大规模“滞胀”，最终推动了美国能源政策转向，进而建立战略石油储备制度。

　　1974年，为了避免类似冲击再次发生，美国推动成立国际能源署（IEA）。加盟成员国承诺建立国家级石油储备，并在紧急情况下协调释放库存。这要求成员国至少储备相当于90天净进口量的石油库存。

　　在最初的制度设计中，这一机制完全基于石油供需保障安全框架。其逻辑非常简单：如果局部战争或运输中断导致供应减少，各国可以通过释放库存弥补缺口。但随着时间推移，这一制度逐渐发生转变。例如，2011年利比亚冲突爆发后，国际能源署协调成员国释放约6000万桶石油库存。2022年俄乌冲突之后，美国又释放了超过1.8亿桶战略石油储备，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库存释放行动之一。在这些案例中，石油基础供应并未完全中断，但各成员国为了稳定市场交易预期，仍然选择释放库存。

　　在高债务与高利率并存的环境下，油价波动已经成为影响宏观政策的重要变量。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今天讨论战略石油储备的往往不是能源部长，而是财政部长和宏观经济政策部门。

　　“石油美元再循环”

　　石油价格之所以能够如此迅速影响全球金融体系，主要源于“石油美元再循环”机制。

　　1971年，美国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随之瓦解。随着固定汇率体系终结，美元需要新的具备全球基础需求的标的物来维持其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核心地位。能源价格成为全球经济运行中最重要的变量之一。

　　在这一背景下，美国与沙特等主要产油国逐渐形成一系列安全与金融合作安排。石油贸易继续以美元计价，而产油国在能源出口中获得的美元收入，则通过购买美国国债及其他美元金融资产重新流入美国资本市场。这一循环过程被经济学界称为“石油美元再循环”，强化了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也使石油价格与全球资本市场形成紧密联系。能源价格的波动因此不再只是商品供需的变化，而会迅速通过金融市场传导至全球经济体系。

　　1983年3月，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在伦敦举行了一次部长级会议。当时全球石油市场因需求下降和非OPEC产油国增产而出现供过于求，油价持续承压。西方国家在两次石油危机后大规模推进节能政策，削弱石油需求。这是OPEC第一次正式建立统一定价体系，并通过产量配额制度维持价格。但由于成员国之间存在激烈的市场份额竞争，一些国家开始超额生产，配额制度很快面临挑战。1986年油价崩盘，OPEC的价格体系被市场打破。

　　进入21世纪后，金融化成为石油市场的又一项深刻变化。随着商品期货市场的发展，石油逐渐从传统能源商品转变为重要金融资产。养老基金、对冲基金以及投资银行纷纷将石油期货纳入资产配置体系，能源市场与全球资本市场之间形成更为紧密的联系。

　　金融化还改变了油价形成机制。在传统商品市场中，价格主要由供需关系决定，而在金融化市场中，价格还包含显著的风险溢价，例如地缘政治风险、运输通道风险以及政策不确定性等因素。这些因素即使尚未改变实际供应，也会通过市场预期迅速反映在期货价格之中。本轮油价剧烈波动，正是这一机制的体现。

　　值得注意的是，在本轮现货价格剧烈波动的同时，长期期货价格变化却相对有限。以布伦特原油期货曲线为例，在油价冲高至119美元时，2026年远月合约价格（指在期货或远期交易中，约定在未来较远日期而非最近月份进行交割的标的资产价格）仍维持在85至90美元区间，而2027年至2028年的长期期货价格则大致稳定在75至80美元之间。这种“短期暴涨、长期稳定”的期货结构，反映出市场认为当前价格上涨更多源于短期地缘政治风险，而非全球能源供需格局的长期变化。

　　世界风险的即时信号

　　当中东局势紧张加剧时，国际能源市场担忧的往往不仅是产油国的生产能力，更是能源运输通道的安全。一旦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全球能源供应预期便会迅速变化，而期货市场会提前将这种风险计入价格，使油价呈现出剧烈的短期波动。石油价格越来越像一种对全球风险进行定价的金融资产，其价格波动折射出地缘政治与金融市场预期之间的复杂互动。

　　近期，欧盟官员表示应加强对G7设定的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的执行力度。欧盟方面认为，在全球油价处于高位的情况下，即便俄罗斯原油相对于布伦特基准存在折扣价，其能源出口收入仍可能上升，从而削弱通过压缩单位价格来限制俄罗斯财政收入的政策效果。公开数据显示，俄罗斯2026年财政预算假设原油价格约为59美元/桶，而今年3月初俄罗斯乌拉尔原油价格约为46美元/桶，仍低于预算水平。

　　资深能源战略专家、新加坡金鹰集团中国公司荣休副总裁杨汉峰认为，目前国际原油定价机制以基准价格为核心得以确定，全球约60%的原油贸易以布伦特期货价格作为基准，北美地区主要参照WTI原油期货价格，而中东出口至亚洲的原油则参考迪拜/阿曼现货价格。这些基准价格由纽约、伦敦等主要期货交易所的交易活动形成。国际原油定价具体采用“基准+升贴水”模式，即在实际交易中，买卖双方在选定的基准价格基础上，根据原油品质（如密度、含硫量等）、交货地点、运费及短期市场供需等因素，协商确定一个“升水”或“贴水”，从而形成原油最终成交价。

　　长期以来，国际石油市场通常被视为一个高度一体化的全球市场。然而过去十余年，全球能源体系的运行方式正在发生明显变化，不同产地原油之间的价格分化却越来越明显，形成了统一基准之下的多轨价格结构。

　　这一变化在俄乌冲突之后尤为突出。2022年西方国家对俄罗斯能源出口实施制裁后，俄罗斯原油逐渐与传统国际定价体系脱钩。以乌拉尔原油为例，在2023年至2024年期间，其价格长期较布伦特基准低20至30美元/桶。在部分时期，当布伦特价格维持在85至90美元区间时，乌拉尔原油价格仅为60至65美元。类似的折价现象也出现在受制裁国家，伊朗原油在亚洲市场通常以比布伦特低10至15美元的价格销售，而委内瑞拉重质原油的折价在部分时期甚至超过30美元。

　　与此同时，美国页岩革命改变了北美能源格局。美国原油产量从2008年的约500万桶/日增长至近年来超过1200万桶/日，使北美逐渐成为全球最重要的能源供应地区之一。欧洲则在俄乌冲突后大幅减少俄罗斯能源进口，转而依赖全球液化天然气（LNG）市场。亚洲方面，中国、日本和韩国仍然是全球最大的能源进口区域之一，对中东海运能源供应高度依赖。

　　在这些结构性变化的推动下，全球能源体系逐渐呈现出一种新的格局：北美、欧洲与亚洲三大区域市场并存，而价格体系则在布伦特基准之下出现明显分化。北美依托本土资源与管网体系，能源价格相对稳定；欧洲能源转型与供应安全问题使价格中包含更高风险溢价；亚洲则由于制造业规模巨大与海运依赖度高，对中东地缘政治变化尤为敏感。

　　因此，当中东局势出现紧张时，全球油价也会在统一基准之下呈现出更加明显的区域化波动。而当一条狭窄海峡可以牵动全球金融市场时，油价就不仅是能源价格，更是世界风险的即时信号。

　　（作者系伦敦大学亚洲和非洲研究院研究员）